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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笑影是镌在我们心上的。
大理石碑身依着青灰色花岗岩的立柱，这立柱是棱形的，状如一支屹立的如椽大笔。
父亲是一位艺术家，他仅活了五十九岁，却以他满腔**和他的才华横溢的笔创作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画与诗。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儿―”
这首几乎家喻户晓的歌曲就是父亲作的歌词，这是他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创作的主题歌。
三十年后，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仍沿用它作了主题歌，可是却没注上歌词作者的名字。
有朋友劝我可以为父亲打一场著作权的官司，这种官司如今也很时髦，有些人通过打这类官司名声大振。
我没有为此劳心费神。
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的名字正渐渐被遗忘，然而，他的作品却流传下来，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一定很欣慰。
在我们心中，父亲是永生的。
棱形立柱的一侧，“芦芒千古”
四个浑厚的大字出自父亲的老上级老战友赖少奇先生之手，赖先生书写这四个字的时候正身患重病，他是颤抖着手提笔苏墨，一笔一划饱含深情。
立柱的另一侧，刻着父亲的诗句―别让岁月的马车丢下我们，别让时代的齿轮超过我们，我们要跨着岁月的马车，挥着闪电的鞭子，推动时代，隆隆地前进，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幸福！
这并不是父亲最好的诗句，可它表现出的**和气魄很能代表父亲的性格。
父亲的碑被十几株青枫与两棵阔大的玉兰树环绕着，每年春天即临之日，我们便在父亲的碑前供满鲜花。
父亲出身贫寒，但那并不妨碍他从小就酷爱艺术、追求艺术―艺术的精神便是心灵的解放和自由。
父亲曾带我去上海的老城厢寻觅他少年时代居住的小屋，那是人家灶披间后面拦出的一角，仅一片西瓜瓢般大小，塞进一张床就没有多少空余了。
我仿佛看见少年时的父亲跪在床沿，伏在奶奶那只红漆斑驳的旧被柜上，借着人家灶披间昏黄的灯光，开始了他最初的艺术实践。
父亲十几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画作补贴家用，后来他就替人抄笔记、管理图书，从而得以免费进人新华艺专进修画业，得到了正规的西洋绘画基本功的训练。
当时父亲最仰慕德国伟大的艺术家坷勒惠支的作品。
抗战爆发，民族存亡之际，父亲只身离家投人抗日烽火。
他路经浙西来到安徽径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地，从此他便以画笔为武器，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
母亲说，那时候，根据地的老百姓，老老少少都唤他“小胡子画家”
。
当时环境很艰苦，主力部队化整为零，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分散到各地方武工队去“打埋伏”
。
在那种险恶的情况下，父亲却从未停止过他的画笔。
而且他的创作情绪永远那么饱满、热情、乐观。
父亲去世后，我忍着伤痛整理他的遗稿。
我突然翻到了它们―那些从战争年代的炮火中幸存下来、保存了将近四十年之久的素描、速写、木刻。
它们大都只有巴掌大小，纸页都已经泛黄发脆。
然而那笔触、那线条却仍是遒劲生动，鼓胀着**和蓬勃的生命力。
我小心翼翼翻阅着它们，那纸张在我手中发生轻微的悉簌声，我仿佛看到远久的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文弱的身影，背着粗帆布制成的画夹，在行军的马背上，在激战后的弹坑旁，在宿营的老百姓的草屋中，稍有空暇，他便掏出手指长短的炭笔，不停地画呀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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