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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年后，气温下降雨水减少，河里的水位下降，于是形成了新的台地，人类的遗址就分布到了5米左右的黄土台地上，这就是秦汉时期的遗址。
人类活动跟大自然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气象变化控制着人类的生存行为。
1987年，地学部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第二届学部委员大会，周昆叔应邀参加，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报告。
《地质报》专门采访了周昆叔，并在该报刊登了消息，说是周昆叔的研究发现了北京区域人类的迁徙规律。
这一发现与农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首都的建设具有长远的意义。
中国考古学界的许多人士对此高度关注，他们认为环境考古的确是考古学发展的方向之一。
而周昆叔此时已经开始迈出第二步，将他的目光投向了中原文化。
周昆叔认为，在中国众多的文化中，中原文化是最重要的一支。
所以，1987年之后，周昆叔的脚步就随着他的目光一起，移到了中原。
周昆叔所说的中原，是“大中原”
的概念，其范围包括了河北、山西、陕西、河南。
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这里主要是黄土分布区，它有许许多多的冲沟，形成了一个个自然的坡面。
与中国南方的人类遗址深埋地下不同，在北方的这些黄土坡面上就可以看到人类的文化堆积，非常易于观察和分析。
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周昆叔将中原地区1万年来的黄土堆积分做了5层，这深度不同的5层黄土体现出了5个不同的文化层。
地层愈老，文化层也愈老。
周昆叔用了3年的时间，验证了地层与文化层之间的时空关系。
这种研究结果喻示着二者之间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对中原文化的环境考古研究极有可能成功。
此时，已经是1994年，周昆叔到了退休的年龄，他面临着继续前行，还是到此为止的选择。
他是做自然科学研究的，其专业与考古学这类社会科学研究毕竟是两个行当两张皮。
它不是两个学科的问题，而是两个学界的问题，很不容易出成果，弄不好就做成了夹生饭。
周昆叔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毅然选择了前进。
他认为第一阶段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但还不够深入具体，只是做了面上的研究。
于是，他将第二阶段的方法定为典型遗址考察，即选定一个典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周昆叔选中了洛阳关林开发区，这里发现了皂角树村遗址，正在做考古发掘。
它属于二里头文化，其时间相当于夏代的晚期。
这个遗址的北边有一个高达100米以上的坡面，周昆叔仔细观察之后，发现这个坡面可以清晰地分为5层黄土，将5个不同的文化层分别体现了出来。
最早期的是二里头文化，夏代的文化层；然后是战国时期的文化层；接下来还有秦汉时期的，唐宋时期的……它们依照不同的年代有序地向上叠加。
以这个典型遗址为研究对象，周昆叔整整花费了10年的时间，采用了各种不同的实验方法，终于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2002年，由周昆叔主编的《洛阳皂角树遗址》一书出版。
这部学术报告出版后，在北京召开了学术座谈会。
与会的考古学界的专家们纷纷发表意见，他们认为过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闷着脑袋各搞各的基础研究，而周昆叔所做的这些清楚地表明，这两个学科是可以融合研究的。
或许，融合正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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