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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他绝望的是,明知官场险恶无理,没有背景的人却永远无能为力。
他的思想,在经历此次贬谪后,急遽从“兼济天下”
转向“独善其身”
。
他在诗中,写尽了这种无奈而现实的转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带有浓厚的明哲保身的色彩,跟他先前犀利的讽喻诗相比,感觉像是两个人写的。
于是,积极干预现实的讽喻诗逐渐写得少了,释愤抒怀、怡情适性的感伤诗,特别是闲适诗日渐成为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主流。
是的,人家赏识你,是希望你的歌唱得跟夜莺一样动听,不是希望你来充当饶舌的啄木鸟。
当白居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此后,尽管他重新得到起用,三任刺史,两度回朝担任要职。
但是,他平淡处之,绝不恋栈,甚至辞去刑部侍郎这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主动提出分司东都,即到洛阳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养老官。
学术界通常把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作为白居易从前期的积极用世“兼济天下”
转向后期的知足自保“独善其身”
的分界线。
这是极有道理的。
5
我每次读白居易的传记,时常替他感到惋惜:一个奋进有为的中青年干部,怎么就慢慢变成了一个闲适无为的老干部?
在唐代诗人排行榜前三甲中,白居易是最有从政条件和能力的一个。
正如许多学者所论,李白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和文学才华,但不谙封建体制之规则,且志傲性绝,无法适应统治集团的运行规则;杜甫同样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理想,且有奉儒守官的家世背景,但性情敦厚,“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
。
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识器,跟李杜很接近,而政治能力高出李杜一大截。
按照正常的路径设计,白居易应当属于政治,属于朝廷,完全有条件以匡时济世为终身职志。
但是,江州之贬后,他逐步修正自己的人生轨道,在政治上几乎自暴自弃,不像早年那么勇于任事,敢于直言,自觉地与朝政保持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实施一种自保全身的策略。
后人评价,说他“晚年优游分司,有林泉声伎之奉,尝自叙其乐,谓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
。
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钱有闲、整日作乐的老干部形象了。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57岁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名叫《中隐》的诗,里面有句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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