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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苏轼如法炮制，摸着大肚子，问了爱妾朝云同一个问题。
）
连“谋反”
这种可置人于死地的话都说出来了，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入世愈深，两人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愈大。
苏轼偏向司马光阵营，同情旧党，章惇是王安石的铁粉，属于新党。
两人的友谊小船面临考验。
朋友如衣服，功名如手足。
苏轼很快就领教到了。
“乌台诗案”
发生时，许多人再见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
苏轼也很“识相”
，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
。
章惇的表现，却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
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
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
之罪。
章惇据理力争，还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
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
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让苏轼感动得稀里哗啦。
在下狱、初次流放的日子里，他屡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捧杀你的人，在你落难时是不会为你哭上一声的，而章惇真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恐怕连他们两人也想不到，这段患难相知却成了他们纯真友谊的回光返照。
此后，随着新、旧两党的轮番得势相煎，政治立场相异的两人卷入其中，越陷越深，交恶已形同路人。
来啊，互相伤害。
这是两人一度的状态，尽管他们身处政治漩涡，往往情非得已。
到了绍圣元年（1095年），章惇拜相，达到个人仕途的顶峰。
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修复两人的关系，但他没有这个肚量。
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欲置苏轼于死地。
短短两年内，将苏轼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
这次远谪对苏轼的打击特别大。
年过花甲的苏轼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为自己做棺材。
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功名插朋友两刀。
当年苏轼眼中的那股清流，早已与世俗合污，成了泥石流向他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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