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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回忆说，在接任两江总督前，马新贻曾经到北京朝见慈禧，当面请求“训示”
。
觐见慈禧出来后，马新贻惊恐失态，大汗淋漓，甚至连朝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按照当时的惯例，马新贻久未进京，按理说应该到处会见京城的大小官员，但面见慈禧后，马新贻很快就离开了北京，并且专程请假回家“祭祖”
，在山东菏泽老家与兄弟们告别之际，马新贻将自己的两位哥哥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此去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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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贻的惶恐和死亡预感，来自慈禧对他的“训示”
。
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私下回忆说，慈禧当时嘱咐马新贻，要他密查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南京）后太平天国的国库圣库的金银财宝下落，因为清廷一直怀疑，湘军抢掠了太平军的巨额财富，却刻意隐瞒不报。
另外，慈禧还要求马新贻贬抑湘军势力，削除湘军在两江地区日益膨胀的影响力。
但久浸江湖的马新贻知道这个“训示”
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两江地区，显然是一块凶多吉少的“恶地”
。
1864年，担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兼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其属下的湘军最终攻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
当时，拥兵30多万的曾国藩，也达到了自己的军事政治生涯的巅峰。
在当时，关于曾国藩是否会拥兵叛乱、自立为帝的疑虑，一直在清廷高层和慈禧等人心中徘徊不去。
因为当时，曾国藩控制着整个大清帝国最为关键的财赋来源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份的军事、行政大权，并且四省的巡抚李续宜、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也都源自湘军系统；而曾国藩的大量部下，更是在两江地区分别担任大小官职，关系错综复杂。
此外，在当时全国八名总督中，有三名是湘系（分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另外四川总督骆秉章、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和湘军关系密切；此外，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七名巡抚出自湘军，或与湘军有密切关系，至于担任各地官员的湘军将领，就更加难以计数。
眼看曾国藩和湘军大权在握、势力鼎盛，清廷如临大敌，处处惶恐提防，并不断对曾国藩进行敲打。
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后，围攻天京的湘军主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急忙连夜上奏捷报。
曾国荃原本以为会得到清廷重赏，没想到清廷下发的圣旨，不仅没有兑现咸丰皇帝在1861年临死前许下的“克复金陵者为王”
的承诺，而是严厉批评曾国荃指挥失当，没有将太平天国一网打尽，以致让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等1000多人逃走。
另外，清廷还限令曾国荃查清太平天国的国库圣库的库存金银，并限期将财宝如数上缴朝廷。
与此同时，清廷还严厉警告曾国藩，要其严格约束部下，不得骄纵**逸，申斥中，暗藏着无限杀机。
对此，湘军的将士们当然不服；在他们看来，他们为大清辛辛苦苦保住江山，如今攻下天京（南京），不仅没有赏赐，反而被严厉申斥；为此，湘军的将领如曾国荃、彭玉麟、鲍超、李元度等人，多次暗示曾国藩，与其如此，还不如拥立曾国藩称帝、大干一场。
但还好，信奉忠君报国的曾国藩，并没有叛乱称帝的野心，从平定太平天国的1864年开始，曾国藩就开始急流勇退、自裁湘军，以博取清廷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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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廷，显然无法放心。
为了瓦解分化湘军，清廷先是支持曾作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编练淮军，让淮军从6000人急速扩张至70000人，以与湘军形成分庭抗礼、相互制约之势。
清廷还让江苏、直隶、安徽、河南、山东、江西等九省四十一位官员，先后举办团练，通过扩大各个地方武装，来制衡湘军。
为了进一步防范湘军，清廷还让钦差大臣官文率兵20万扼守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长江下游，则让富明阿等人把守镇江、扬州；长江以北，则让悍将僧格林沁重兵驻防在安徽等地；在京城所在的直隶等地，清廷还保留了近百万绿营兵和地方团练武装等后备军队。
在做好军事上的一系列安排和分化、防范后，1868年8月，清廷下令将曾国藩从他的江南大本营、两江总督任上调离，改任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清廷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将曾国藩调到京城周边进行看守、防范，让他远离湘军势力。
接任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一职的，正是慈禧所信任和安排的马新贻。
慈禧显然希望，马新贻能带着清廷的期望，继续在东南地区扫**湘军势力，以确保大清帝国的江山稳固。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时机、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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