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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方包括长安、洛阳（对，主张定都洛阳的人也说洛阳险要）、南京、北京等等。
历史读多了，我们就知道这不过是谋臣们怂恿帝王的话术罢了。
形势再险要，地势再虎踞龙盘，守城还得靠人，难道靠石头？一个王朝到了末路，曾经固若金汤的都城不也说破就破，有的一破还好几次呢。
不管后话如何，当时还好刘邦听了娄敬、张良的话，这才有了中华帝国前半段唯一的超级都城长安的诞生。
秦始皇统一六合，定都关中，不过是本地人顺势而为。
刘邦选择关中，是外来政权的认可，对长安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
此后，到隋唐两代，仍旧定都长安，是两代的发家都有赖于关陇集团的撑腰，自然离不开他们的龙兴之地。
唐朝没必要像西汉初年一样离开政治根据地，另择新都，根本上还是由他们的敌人决定的。
汉唐两个大一统时期，边患均来自西北，前有匈奴，后有突厥。
长安作为都城，戍边功能自然比起中原地区的城市顺溜得多。
而且，长安直抵前线，极大的危机感促成定都于此的朝代均崇尚武力，力图开疆拓土，前有汉武帝，后有唐太宗。
在汉唐成就霸业的极盛时期，随着帝国版图的西扩，原本偏居西北的长安亦渐居中央，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中心。
双中心：帝国都城的东移与反复
从西周到唐末，中国的主要都城除了长安，就是洛阳。
与西汉的开创者刘邦一样，东汉光武帝刘秀也面临着定都何处的二选一难题：长安，还是洛阳？
刘秀集团的主力来自南阳、河北豪族，定都洛阳比起长安离这两大政治根据地更近。
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
周、秦、隋、唐如此，辽、金、元、清亦如此。
在明朝，明太祖选择南京，明成祖选择北京；中华民国时期，袁世凯选择北京，蒋介石选择南京，同样如此。
刘邦的不同寻常即在这里。
他为了成就更大的霸业，宁愿舍近逐远。
刘秀不似刘邦，决定了东汉不如西汉。
唐代以前，中华帝国的外部敌人主要来自西北边境，故大抵而言，一个进取的王朝更偏向于选择靠近前线的长安，而一个守成的王朝则选择相对远离前线的洛阳。
东汉国力远不如西汉，打匈奴，打羌，都很困难，只能建都洛阳寻求自保。
以后定都于此的西晋、曹魏都是如此。
不过，洛阳确实有它独特的优势—粮食。
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在粮食供应上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各地区朝贡的调集和商贸上的往来都非常便利。
基于此，定都长安的隋唐两代，从未放弃营建洛阳，呈现政治双中心的局面。
唐代多任天子都曾从关中逃荒，像乞丐一样就食洛阳。
根据全汉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头25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重心东移之后，洛阳的漕运优势远胜于长安。
但还有一个问题：偌大中国，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定都为什么非长安即洛阳，难道没有第三处选择吗？
周振鹤教授对此有相对合理的解释。
他说，因为古代从整个统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
而且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正是中国早期首都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基本原因。
在黄河流域最适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阳之外，我们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处。
此外，由于建都的时间都很长，形成了另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这两处人文因素积淀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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