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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北方户口减少为459万户，南方户口则增加至830万户，北方与南方的人口对比，倒过来逆转成了：35%：65%。
在经济上，北宋的朝廷命脉，也主要仰赖着东南一带的财赋供养，北宋时期的名臣包拯（999—1062年）就指出：“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
此时，位处长江下游的东南（江南）地区已经成了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
而经济繁盛的南方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区：北宋时期，位处南方的两浙、两江及福建三个地区，州学普及率均达100%，县学普及率则超过80%。
当时，北宋全国高达72%的私人学堂，竟然全部集中在这三个省区，在此情况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为科举上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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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中国状元前三甲的省份分别是河北、河南和陕西，然而到了宋代，状元前三甲的省份却变成了浙江、河南和福建，南方地区开始明显赶超北方。
南北方状元人数的大规模逆转，在宋仁宗朝时期（1022—1063年）开始出现。
当时，北宋共有57名状元有籍贯可查：在宋仁宗朝代以前的北宋，明确籍贯的27名状元中，南方人仅为6人，占比21.4%；然而宋仁宗时期开始的30名北宋状元，南方人却高达21人，占比高涨到了70%。
除了状元，在进士数量上，北方人在进士考试争夺战中，更是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在960—997年间，北方籍进士在全国总额中占比还能达到28.4%；然而到了1101—1126年，北方籍进士，已经锐减到了仅占0.08%。
这种南北状元的逆转，和进士数量对比的日益尖锐化，让一代大咖、作为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的司马光，很是恼火，为此，司马光与欧阳修狠狠吵了一架。
当时，北方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逐年败北，为此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向北宋朝廷进谏说，科举考试这种大统考、公开竞争的方式很不公平，北方有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竟然连一个考中进士的人都没有，所以科举考试应该搞成大锅饭，按照各个省的户口数量，来平均分配录取名额，实行“逐路（省）录取”
，这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分省考试制说法的由来。
然而，作为江西人的欧阳修却很不赞同司马光的说法，为此他上书跟司马光争论说，科举考试都是匿名考试，中榜后才知道中举人和状元们的籍贯，这种做法“凭才取人、唯才是择”
，反正实行的是匿名制的公平竞争，有能者上，怎么能按照省份，搞大锅饭、平均分配呢？
在欧阳修看来，在当时的政治和科举考试上，南方人向来就受歧视，如今凭着真才实学开始出人头地，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之流就看不顺眼、想来阻挠了，这实在是很不公平，对于欧阳修的这种观点，同样是江西人的王安石也非常赞同，所以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期，北宋的科举考试，仍然沿袭了全国各路（省）公平考试竞争的做法。
在今天看来，司马光提倡的“分省录取”
制尽管有私心，但确实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相对南方表现出了衰落，因此，“分省录取”
制有着“补偿性正义原则”
的因素，不能说全然没有道理；但欧阳修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公平竞争符合“程序性正义原则”
，也有利于国家对人才的最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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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决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重新上位，并将北宋的科举录取制度，实行了初始化的“逐路取人”
（分省录取）制——即作为北方地区的齐、鲁、河朔诸路（省），可以与南方的东南诸路（省）分开考试，并平均分配，保障北方地区的进士录取名额。
尽管在进士考试中，可以受到名额保障的大锅饭照顾，然而一到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环节，由于状元录取不分地域和籍贯，因此南方人的聪明才学，立马全面爆发，司马光对此曾经恨恨地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
言下之意是说，南方人都很狡诈，统统都不可靠。
在司马光看来，不仅是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江西人让他不爽，所有南方人，在他看来都很“狡（猾阴）险”
！
政治上虽然有争论，但是南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失衡，也越来越严重。
在后世扬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中，除了韩愈（今河南洛阳人）、柳宗元（今山西运城人）两位唐朝名家是北方人外，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个人，是今天的四川眉山人；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曾巩是江西南丰人，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
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籍贯所在地，也反映出了从宋朝开始南方文化的全面反超北方。
在现在可以考据的北宋进士9630人中，其中南方诸路（省）为9164人，占比高达95.2%；北方诸路（省）仅为466人，占比仅为可怜的4.8%。
北方地区在文化教育、科举成绩上的全面落后南方，在北宋中后期开始，也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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