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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一位法国商人就在给两广总督的禀文中写道：“如英吉利（指英国商人）必欲往宁波开港贸易者，诚恐因粤海关种种苛政，欺勒难堪。”
就在这位法国商人向两广总督告状的时候，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则选择了坐船北上，向乾隆皇帝告御状。
但话说起来，詹姆士·弗林特能成功告上“御状”
，也是因为花了银子打点的。
1759年这一年，詹姆士·弗林特到达天津大沽口后，天津知府灵毓答应替他上呈“御状”
，但条件是要索贿5000两银子作为“辛苦费”
，最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詹姆士·弗林特给了天津知府灵毓2500块西班牙银元作为“酬劳”
，于是“御状”
通过灵毓得以层层上递，呈递到了乾隆皇帝面前。
洋人“告御状”
，对于这一千古未有的奇闻，乾隆自然是怒了，他下令时任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李侍尧随后快刀斩乱麻，以“失察”
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一些参与对洋商敲诈勒索的粤海关官员们，有的被杖责、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以刑罚。
对于洋商们反应激烈的“陋规”
，深知此中“利害”
的李侍尧则不敢取缔，只是规定，最多只能收“1950两”
，不能再多了。
李侍尧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如果取缔这个作为皇帝私房钱来源的“天子南库”
，是个什么下场。
况且他也明白，在大清实行低薪制这种扭曲的制度下，粤海关已经成了一个水深不见底的利益场，是不能过分深究的是非之地。
随后，李侍尧又将替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写“御状”
的四川人刘亚匾处以斩首极刑，给詹姆士·弗林特出“告御状”
主意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则被处以重杖60、徒刑一年的刑罚，以杀鸡儆猴，警告那些敢于“勾结外商”
的华人。
而作为这场“告御状”
的主人公，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也被李侍尧下令抓了起来，并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
的罪名，判令在“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
4
最终，这场以英国商人个人之力，希望对抗整个大清朝系统性腐败的“告御状”
事件，以当事人的被“驱逐出境”
告终。
在乾隆皇帝和两广总督李侍尧等人看来，洋商们想在大清朝内部做生意，却不想付出一些“额外”
的代价，这本身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清朝的主政者们，也无意建立一种规范化的财税制度，他们更乐意于以一种暗箱操作的方式，去抚平内部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此，洋商们则对大清进行了不懈的抨击，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39年提交给英国外交部的《论中国商业》的长篇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做生意：
“实际上的勒索如此名目繁多，其方式如此曲折隐晦，以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可能性，足以穿过这种迷宫。”
所以这个世界，往往比生意场上呈现出来的更复杂，很多商人幻想中的商品以市场规则自由流通，结局往往证明，这只是人们心中一种美好的想象。
因为国家的惯性，比市场的力量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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