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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广东机器局计划制造16艘炮舰，其中已花费的96860两白银费用，加上每月支付的薪饷以及各种杂费4148两，就全部取自所收缴的鸦片厘金。
从1877至1880年，广东省政府每年都会从鸦片税厘中，支援11万两银子，用于炮艇建造。
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就用高雄和淡水两地的鸦片厘金，来支付台湾海军以及台湾的其他军事开支；同年，四川机器局也从鸦片厘金中，抽取了67771两银子，用于制造机器、步枪和子弹等军械。
而李鸿章开展的洋务运动，其大部分的经费也是来自鸦片的税厘收入。
不光如此，就连晚清时期的教育事业，也“有赖于”
鸦片产业的支撑——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为例，当时作为鸦片生产大省的四川，就在上贡京师的鸦片税厘中，拨出专款，用于支持京师大学堂的发展。
所以从北京大学，到近代许多教育事业、军工事业发展的背后，都有着鸦片税厘的影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尴尬。
在鸦片税厘等一系列扩张性税收的支撑下，清朝也在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中逐渐回过神来，并迎来了同治、光绪皇帝时期所谓的“同光中兴”
局面。
就在庚子之乱后九年，尽管背负着连本带息共达9.7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阔气”
的大清仍然让世界为之瞩目。
1909年，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大清筹办海军大臣载洵一行游历欧洲，出行前载洵雄心勃勃地提出重整海军计划，并计划在未来七年内，购置8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在游历过程中，载洵在途经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兵工厂都下了订单，当他到达德国时，眼红得不得了的德国人，简直是把载洵捧在手心上供着，带他到处参观德国的兵工厂，生怕得罪了这位大金主和大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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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鸦片带给帝国的隐患和创伤，已经深深埋下。
尽管貌似为国家财政和洋务运动“贡献”
良多，这种饮鸩止渴的广泛鸦片种植和贸易推动了晚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短期发展，但从长期效益而言，鸦片种植和贸易，却深深摧残了这个帝国的子民、人力、土地和经济。
1877、1878年，大清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农作物减收，史称“丁戊奇荒”
，在这场造成大清国1000多万人饿死，另有2000多万人逃荒的大灾难中，山西罹祸尤重。
对此，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上奏说，山西全省“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
当时，山西全省530万亩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地全部用来种植了鸦片，由此导致了全省粮食大规模减产。
由于广泛种植鸦片，导致在灾荒时期山西全省的农作物更加供不应求。
由此，在这场“丁戊奇荒”
中，山西省的灾难也最为深沉，当时山西灾民在吃完“小石子”
“观音白泥”
等所有能吃的东西后，大量死亡，并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吃人，使得整个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时人描述说，吃观音土、大规模人吃人，这是自明朝晚期后，“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
尽管这场导致1000多万人饿死的“丁戊奇荒”
，并未酿成类似明朝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然而大清的根基已伤，在大清的子民们看来，除了鸦片，还有那一道道加重的其他税收和厘金、田赋、盐课，已经成了他们身上不断加重的一根根稻草。
这个晚清社会在等待的，只是那最后一根稻草的到来。
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三个月（1912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1911年的财政收入：一共为3.0191亿两白银，相比年收4000多万两、号称盛世的乾隆时期，大清也迎来了中国封建王朝史上，财收最高的年度。
一切貌似都很美好，一切又都戛然而止。
不久，1912年2月12日，在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内外夹击下，清廷宣布退位，结束了268年统治。
若论功劳，那一小块鸦片，或许也是“功臣”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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