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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欲为他订婚,他对父亲说:“男儿志行未遂,何以家为?”
父亲一再坚持,他只能勉强成婚,婚后不久,他对妻子说:“我要到广州参加革命,这一去,成败不一定,假如不幸失败,切不可过于挂念我,还要请你替我孝养老父!”
随即和余东雄一起回到中国,双双战死。
余东雄15岁加入同盟会,牺牲时年仅18岁。
当初因他年龄小,同盟会未准他回国参加起义,他再三恳求,才被批准。
罗仲霍,原是广东惠东人,只身到南洋谋生,与妻儿阔别十年。
起义前,妻子杨氏知道丈夫人到了香港,于是带着儿子远途跋涉去看他。
罗仲霍没有时间陪他们,仅用一点钱就把十年未见的妻儿打发走了,连一个晚上都未共同度过。
妻儿走后,他心里很难受,但说不出来。
数日后,他默默来到广州参加起义,在战斗中左脚受伤被俘。
临刑前,罗仲霍还对清朝官兵讲说革命宗旨,官兵们惊叹不已。
回国前,他已写过一首诗,表达了必死的信念:
公等健儿好身手,愧余一介弱书生。
愿将热血造世界,亚陆风云倩汝平。
在他殉难后,他的妻儿仅靠同盟会每月12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
3
黄花岗起义殉难烈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19世纪的“80后”
。
看看这份名单——
罗仲霍生于1881年,秦炳生于1882年,徐松根生于1883年,方声洞生于1886年,喻培伦生于1886年,林文生于1887年,林觉民生于1887年,饶国梁生于1888年……
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境都算不错,还有好几个人出身富商家庭,是典型的“富二代”
。
这些年轻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也还不错,有教师,有记者,有医生,有做生意的……可以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在一个动**的年代,有条件在国内或国外谋得一条不赖的生路,比底层民众的生活好太多。
但是,偏偏是这一批未被逼入绝境的知识青年,成了清末最早、最坚定的革命者。
他们用力地生活,只是想努力地改变这个社会,为它做一点点事情,让它变得好一点点,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所不惜。
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都有胸怀国家天下的热情,每个人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
在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里,目睹国家民族的灾难,深感不安和愧疚,于是每每提醒和鞭策自己: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严确廷,生于1887年,广东惠州人。
他曾在广州当医生,加入同盟会后,回到老家,在水东街开西药房,作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站。
黄花岗起义前,他负责搜购贮运枪支弹药,事泄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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