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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年（1671年），四川广安邓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邓绍祖，就在从广东返回四川广安的途中，“为虎所食”
。
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区，在顺庆府和保宁府，甚至发生老虎成群游**吃人的现象。
清初文人沈荀蔚就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春：“川南虎豹大为民害，殆无虚日。
乃闻川东下南尤甚。
自戊子（顺治五年）已然，民数十家聚于高楼，外列大木栅，极其坚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顶穿重楼而下，啮人以尽为度，亦不食。”
沈荀蔚记载说，由于虎患太过严重，当时在四川省内的移民如果要去河边取水，甚至要组织一帮人马，敲锣打鼓持火把、拿着武器才敢出门，以此来恐吓老虎，但即使是这样，在清朝初年的四川，还经常听说某某州县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
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馑疫疠者，又尽于虎矣。”
四川广安文人欧阳直在《蜀乱》这本书中记载说，当时移民入川的风险非常大：“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登船。
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
欧阳直记载道，有一年夏天，他乘船从宜宾去泸州，竟然见到长江两岸的沙滩上，有许多又肥又壮的老虎在晒太阳。
船靠泸州时，又见数十只老虎“逍遥江边，鱼贯而行”
。
欧阳直有一天晚上夜行，竟然在月光下见到四只老虎，幸亏藏匿在草间，才得以幸免于难。
比残酷的虎患更恶劣的，是移民环境的恶化。
在清廷的政策鼓励下，整个康熙年间（1662—1722年），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福建、贵州、云南等地的移民前后达155万人之多。
到了雍正时期（1723—1735年），四川开始丈量土地，限制人口流入，此时移民潮有所降低。
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清廷再次放开限制，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420万人。
由于移民剧烈猛增，后来的移民已经错过了早期通过“插占”
即可大量占有，或廉价购买土地的黄金时机。
在乾隆、嘉庆年间，经历千辛万苦抵达四川的移民们尴尬地发现，四川早已并非先祖们传说中的天堂。
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靠着帮人做佣工，或者租田佃种方式谋生。
到了乾隆时期，整个四川的土地已经是“开垦殆遍，几于野无旷土了”
。
乾隆八年（1743年），四川巡抚纪山在奏疏中说：“查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可辟。”
与康熙年间抵达四川、许多能当上地主的农民不同，到了乾隆年间，四川即使是荒山野岭，也几乎已开垦殆尽。
定居于四川成都龙泉十陵的卢氏入川始祖卢仁彦，当初就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从粤东历经三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才抵达四川华阳。
满以为是到了黄金天堂的卢仁彦，此时才发现四川已是无地可占。
无奈之下，为了养家糊口，卢仁彦在抵达四川华阳的第三天，就开始帮别人耕田。
他的二儿子帮人做佣工，三儿子则帮人放牛来谋生。
原籍广东兴宁的14岁的客家少年刘秀标，在入川抵达重庆江津县油溪镇后，以帮人放牛谋生。
所幸这家女主人很有同情心，把他当作儿子一样照顾，到了晚上还帮刘秀标缝补衣服。
由于刘秀标的衣服长期没有洗涤，不仅又脏又破，而且长满跳蚤，为此女主人还将他的衣服拿去“蒸湔”
。
此前，刘秀标的兄长刘秀桂先行入川，当刘秀标找到哥哥时，才发现兄长由于帮别人当石匠，不小心被石头砸伤了脚，“成脓疮”
。
于是刘秀标到处为哥哥求医问诊，好不容易把哥哥的脚治好后，兄弟俩却花光了所有的钱财。
无依无靠的两兄弟，最终在重庆街头被迫沦为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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