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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文能写红一座楼，武能镇住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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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啄木》诗，以及一篇《灵乌赋》，写的是两种鸟类：啄木鸟和乌鸦。
写完了，他把这两首（篇）奇怪的诗文寄给了范仲淹。
此时大约是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刚刚被贬谪，从帝都开封贬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
境遇十分凄苦，据说一路经过十几个州，都没人出来接待他。
梅尧臣的诗文，是出于朋友的叮咛和劝慰。
在《啄木》诗中，他劝范仲淹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
在《灵乌赋》中，寓意范仲淹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他应学报喜之鸟，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邑闾”
，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读到梅尧臣的文字，范仲淹内心暖暖的，但对他的劝告却不以为然。
他很快回了一篇同题的《灵乌赋》给梅尧臣，在赋中，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将始终坚持一生的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后来说，范仲淹写下这八个字，比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说出那句经典的“不自由，毋宁死”
早了740年，是中国争自由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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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是范仲淹生命的底色。
可以说，他的一生，都被体内一股热气推着往前走，不管刀山火海，宁死都不回头。
27岁中进士之后，范仲淹有十几年时间在地方上任小官，积攒口碑。
他在地方做了很多实事，但视野并不局限于一县一州，时常就全国性的时政问题发表观点。
他对当时的国家政策深感不满。
绝大部分人，纵然心有不满，私底下发发牢骚就算了，公开场合还是配合着称颂大宋威武。
范仲淹是个另类，他不会私下妄议朝政，有问题直接公开讨论。
在母丧丁忧期间，他向朝廷上了万言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
朝中两位大佬晏殊和王曾，看到范仲淹的万言书针砭时弊，字字见血，于是极力向宋仁宗推荐这个奇人。
不过，从范仲淹后来惹祸，晏殊急于与之切割的做法来看，这些朝中大佬推举范仲淹，可能并非出于真心赞赏，而是想利用这个“愣头青”
向皇上劝谏。
他们身居高位，看到的问题肯定比范仲淹多而深刻，但他们不说，反而称赞一个久在地方的小官抓问题抓得准，为什么？
官场油腻，缺乏勇气呗。
范仲淹随后应诏入京，任秘阁校理，大概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管理员的一个闲职。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朝中从此多了一个“刺头”
：专挑敏感问题，职业怒怼大人物，谁有实权就怼谁。
入京次年，范仲淹就敏锐地提出，宋仁宗早已成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应该还大权于皇帝。
没有勇气打底，谁敢提这种问题？实权人物刘太后有没有做武则天第二的野心，没人知道，但还不还政的问题一旦公开化，就相当于把太后放到权力的火炉上烤。
刘太后怒不可遏，一个字：贬！
刘太后死后，宋仁宗亲政，怀念范仲淹当初为自己“仗义执言”
，觉得他是自己人，遂下诏调他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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