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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时有这四种人应聘，那么皇帝的录用顺序应该是：圣人、君子、愚人，最后才是小人。
也就是说，宁要无才无德的愚人，不要才胜于德的小人。
因为小人会挟才作恶，危害最大。
司马光提出的这套用人标准，基本是古代帝王用人的钦定标准，但也不排除一些例外。
比如雍正。
雍正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
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与传统用人的法则大异其趣。
在他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
雍正对清官的鄙薄，一向如此。
只要组织部门或地方督抚举荐一个人，但凡提到此人“为官清廉”
之类的话，雍正都会先戴着有色眼镜质问一番：那此人是不是施政能力有限呀？
曾任广东学政的惠士奇，在官场上口碑很好，但雍正对他并不认可。
雍正在一个官员的密折上留下朱批说：“向闻惠士奇声名着实好，今见其人甚平常，想必随波逐浪，到处奉迎，邀誉窃名之所致。
此等欺世奸诈之行，不可法也。
虚名虽盗，实祸随之，何益之有？”
后来，惠士奇在雍正朝的政治下场果然很不好。
只因为应召入对的时候，雍正心存不满，就被罚去负责修筑镇江城，后又被削籍归里。
雍正到底是怎样鉴别、区分一个人是能吏还是清官呢？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
我归结为四个字——反听舆论。
就是说，跟舆论对着干！
口碑好的官员，能力估计不怎么样；口碑不好的官员，能力应该差不了。
用雍正自己的话解释是：“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劣衿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
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
在雍正看来，那些实心任事、整饬地方的能吏，往往触犯各阶层的利益，反而矛盾丛集，“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
，结果却为舆论所不容。
这种内心成见进一步发展，就会把用人标准简单化，将清官等同于乡愿，把酷吏当成能干事。
皇帝的喜好，很容易影响并塑造当时的官场风气。
如此下去，造成了雍正朝清官不容于世而能吏大行其道。
2
杨名时等人被雍正点名通报的时候，雍正其实并未发现他们存在什么具体问题，只是本着他“反听舆论”
的思维做出的判断：大家都说你官做得好，那肯定是你沽名钓誉得来的。
其实，雍正点杨名时的名真的很突兀。
他此时可能并无其他深意，只是觉得杨名时名气大，就随手拿他举个例子。
因为这位康熙朝老臣，正是雍正一手捧上仕途巅峰的。
杨名时生于1661年，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擢升云南巡抚，已经60岁。
宦海浮沉30年，终于当上边省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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