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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鸿钊时代，中国不曾有其他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共和国成立，“地质调查所”
仍然是中国最强的科研机构。
那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特别是地面科学，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地质科实际上还承担着考古、水利、矿业开发及环境保护等诸多科学研究工作，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
发现、玉门油田的开发等等，都是地质调查所的功劳。
而三峡工程开发研究始终是地质调查所的一项重要工作。
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李春昱先后担任过地质调查所的领导。
这些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假如谁要想真正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话，如果不了解这几位人物，那必定是不完全的。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夏绿蒂写的一本《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一书，书中这样评价丁文江：“……他是一位中国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提倡科学，促进新文化发展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科学家，他是第一位这样的中国人，既从技术观点又从哲学观点研究西方的科学，感到根据科学的思想原则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责任。
丁文江所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
丁文江以其中国新文化的旗手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曾经影响过一大批日后在中国科学与文化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的命运选择与政治主张。
鲁迅在他的影响下学过一段时间地质学专业，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矿业方面的。
科学家李四光受丁文江的影响更不在话下，他初到日本留学念的是造船专业，丁文江学的是地质学，因此李四光转学到英国后专攻地质学，并且成为了中国一代地质大师。
“长江三峡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拳头，早晚要显威的。”
具有政治家素质的丁文江，激励着所有心怀“科学救国”
之志的热血青年们。
1924年，李四光带着助手赵亚曾，第一次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实地考察了三峡，写下了《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的论文，对三峡地区的地质情况及周围环境进行了准确的论述。
也许正是李四光先生这一贡献直接回应了孙中山先生编织的“三峡梦”
，所以在次年孙中山先生去世的盛大仪式上，李四光被推荐为抬灵柩者之一。
这个殊荣在当时可以认为是后辈“继承人”
的某种象征，其身价可想而知。
丁文江死得太早，当他准备亲自到三峡绘制一幅工程图时，在途经湖南湘潭煤矿帮助勘察工作时，不幸煤气中毒，猝然与世长辞，年仅49岁。
翁文灏博士是丁文江的密友，也是地质学界的开拓者之一，他做过好几年蒋介石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和行政院院长。
这位老先生一生走过些弯路，但多数时候是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三峡工程实质性的工作，是在他手下开始的。
1932年，在翁文灏和另一位爱国科学家孙越崎先生的奔走下，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一支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并于次年10月完成了一份《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葛洲坝问题提了出来。
当时的科学家关于建设三峡水坝的设想，不像现在这样建一座超级大坝，而是在三峡流域建若干个中小坝，所以翁文灏时期的“三峡梦”
是在长江的三峡水域段拦腰切它几块，建几个不同类型的发电坝。
葛洲坝地段好，水头高12米多，设想中的发电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
同时提出的另一处建坝地址是黄陵庙，水头高20米左右，发电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
据测算，两处工程费用为1.65亿元。
“20万移民怎么办？这笔钱没有算进去呀！”
当助手们将《报告》递到翁文灏手中时，他想到了一个谁都没有考虑的大事。
是啊，移民问题怎么办？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蒋介石那里，蒋先生哈哈大笑，“有用有用”
，转身对站在一旁的翁文灏说：“娘希匹，不就是20万人嘛！
都让他们充军，给我去打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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