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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日子里，王作秀把为这样的“读书人”
做“三峡饭”
看作是自己生活中最幸福和自豪的事。
她心中始终有个美好的愿望：早日能在“一百层楼高”
的大坝顶上安上自己的家……
然而国人的三峡工程梦实在做得太长、太苦了，曲曲折折，时伏时起，朝现夕隐。
像姜先生这样埋头执著工作的人竟然也时常忽儿上岛来，转眼又无奈地被调离工地现场，而且在“文革”
时期一走便是几年、十几年……中堡岛上的岩心虽然依然耸立在滩头，却也饱受风雨侵蚀，不少被埋入泥土。
王作秀觉得自己的头发也像这些纷落的岩粉，不是掉落，就是变成了白色。
儿女们也有了自己的儿女，可三峡大坝就是没个影。
她不明白。
好在她的身体依然硬朗，她一直等着姜达权他们再来吃她做的“三峡饭”
。
可姜达权再也没有来。
王作秀为此不止一次站在小岛中央默默地发呆……其实她哪知道身在北京的姜达权他们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三峡工程的工作，只是这位卓越的地质学家因长年在野外辛劳过度，身体已像燃尽的油灯。
当1986年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建设进行专家大论证时，姜达权已经无法起床，胃出血、肺炎、肺脓疡外加类风湿、强直性脊椎炎，使得本来就瘦小的他，五脏六腑、四肢七窍俱损。
可他的心却始终系着三峡工程，对大坝和库岸稳定的技术问题尤其时刻牵挂。
他瞒过医生和亲人，挥笔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写了一封长信。
当听说国家领导人亲自批转他的意见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987年7月14日，被病魔折腾一夜之后，姜达权早晨醒来感觉似乎大为精神，便坚决要求出院。
无奈之下，他的二儿子只好抱着体重仅有30公斤的父亲回到家。
回家后这位地质学家便在自己的书房内趴在桌子上开始工作，仿佛要将失去的分分秒秒时间抓在手里。
啊，上帝呀，你再给些时间，让我把要说的话都说完吧！
姜达权艰难地将自己心中要向国家领导人说的有关三峡工程的建议写成“万言意见书”
，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完最后一行字，便心力全无，气丝不见……从医院回家的第三天早晨7时28分，一颗赤诚的心终于停止跳动。
八宝山火化工人在为这位科学巨匠做最后一次整容时，惊愕得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瘦成这样子的人”
。
姜达权去世后不久，中直机关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滔滔长江接纳了这位“三峡之子”
最后的拥抱——姜达权的骨灰撒在了大江之中，撒在了他曾经吃过无数顿香甜“三峡饭”
的中堡岛上……
王作秀同样不知道这一切。
那时，她已是80岁的农家老妪，但依然是一个身体硬朗的期待看到“高峡出平湖”
的老妪。
几年后，有一天晚上王作秀独自坐在门口听着长江的涛声——老人已经习惯在吃完晚饭别人看电视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欣赏自然的美妙音乐。
突然，她听到岛上有锣鼓声，后来岸上的不少人也划船上了她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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