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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难得，千载难逢。
李鹏总理能不感到压力？他从小生活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的身边，那是位深受人民爱戴的总理。
可即便是周恩来，在三峡问题上，他所经受的压力也非同小可。
有一回周总理在听完三峡工程论证会后，面对专家们的争论和各部门相互之间的指责，周恩来拍着胸口对大家说：“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的不是你们几个人。
要砍头，我是第一个。
可砍头也不行！
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建国二十几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那可是要载入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啊！”
1990年春，“两会”
按照惯例在北京召开。
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
计划》。
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
江泽民总书记迅速对此作出批示。
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
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由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任主任，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
三位副主任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
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做了几十年“三峡梦”
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
这一决策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后，就把目光投向了三峡。
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
32号轮，那一路上长江的滔滔之水给我们的总设计师带来了滚滚思绪，面对这条同样养育了他的母亲河，他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
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
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了事。”
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
，邓小平又十分明确地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话，高瞻远瞩，落地有声！
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左思右想也想不到的问题此刻全都出来了。
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件令中国水利代表团意想不到的事：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国际水利组织和本次大会提出了一项所谓中国建三峡工程“造成一百多万移民的人权得不到保证”
的提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建三峡怎么还出来个“人权问题”
？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
老实说，那时我们中国人还不太熟悉“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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