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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告诉我，这是他和另外3家移民合作建起的养鸭棚。
“这一圈鸭已经是第5茬了。
我们从三峡搬迁到这儿不到两年，就出棚了上万只肉鸭……”
胡明祥颇为得意地说道。
可不，我从陪同采访的当地镇领导那儿得知，胡明祥等几位新落户的三峡移民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经营出如此规模的养鸭场并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这即便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也很少能相比。
“这就是我和所有到上海市落户的移民们特别感到幸运之处。”
胡明祥听说我是从北京来专门采写“三峡移民”
的作家时，仿佛见到了可以倾诉真情的知己，一把将我拉到他的里屋，认认真真地说了句掏心窝的话：“作家同志，到了上海这个地方我才真切体会到，上海为啥能发展得比别的地方快，根本的原因就是上海人干什么事都能从长远着想，从细微入手，别人没有想到的事他们想到了，别人想不周全的事他们想周全了。
就说为我们这些三峡移民操办安置的事吧，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能设身处地地从移民利益考虑，把事情往深里想，往细里做，你说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世上还有啥子办不成的事？”
移民胡明祥的一番朴实而动情的话，引出的却是在世界移民史上尚需大力倡导而在中国三峡移民过程中被上海人运用得极其精湛的深刻理念，即以人为本的理念。
陆鸣，上海崇明县主抓移民工作的副县长，一位受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表彰的“三峡移民工作先进个人”
。
“1999年第一次到重庆参加全国安置三峡移民工作会议时，什么都不懂。
会上，领导讲三峡移民工作的重要性，我听了以后感到责任重，压力大，怕工作做不好而影响三峡工程建设，影响国家政治大局，影响移民们的生活与生存，影响他们的子孙后代。
当时我暗暗发誓，先把移民工作到底是啥回事弄弄清楚再开始干自己的具体工作。
回到上海后，听了市领导的动员，又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了《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等政策性材料和知识性书籍，心里才开始明朗起来：国家在进行三峡移民工作时，特别是近几年来进行大规模外迁移民过程中，始终不渝地贯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移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十分明确地提出把维护移民的合法权益放在重要位置，把妥善安置移民，使其生产与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的水平作为一个基本点，把‘迁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作为移民工作的根本原则贯彻始终。
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这是我的一点学习体会……”
陆鸣现在不仅是个安置移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又是个移民理论工作研究者，能在大学讲台上不用讲稿便可滔滔不绝地说上三四个小时的专题报告。
陆鸣所在的崇明，是上海全市安置5000余名三峡移民的试点县，也是安置移民人数最多的一个县。
正是他和同事们一丝不苟地执行国家有关的三峡移民政策，一开始就充分注意从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出发指导移民的安置和管理工作，高度关注移民的需求与愿望，既从长远和大局考虑问题，又从眼前和细微处入手，才使得搬迁到崇明的每一位三峡移民在走进新的家园时，处处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先说多少户移民安置在一起比较合适的问题吧，上海市政府的思路就颇见匠心。
开始，有人主张“大安置”
，几十户几百人地安置在一处，如崇明岛的某一个农场，也有人主张“小安置”
，一户一户地安插到村民小组里边去。
上海市的同志认为，这两种办法都不可取。
上海市的领导同志对我说，三峡移民是为了国家才舍小家，告别故土，来到新的地方。
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安置。
如果高度集中安置，现在看起来工作要简单方便些，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对移民日后融入当地社会带来不利因素。
移民从整体而言，在新的地方相对来说是个弱势群体。
过于集中地安置在一个地方，狭小的天地使他们难以融入到当地社会，这样容易造成移民群体的独立与封闭，影响他们与当地社会生活的同步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群众的团结。
但过于分散也不是好事，会造成移民心里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同样不利于融入当地社会，同时，过于分散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相对集中，分散安置，以三五户为一个移民点，比较适宜。”
上海提出这样的方案，据说是几十个专家花了几个月时间调研，最后通过村镇区市级层层干部会议确定下来的。
效果怎么样？请听移民们的回答：三五户在一起，让我们既不感到势单力薄，回家聚在一起回味和重温原有的文化与风俗，走出家门，又能让我们自觉自愿地跟当地人亲密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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