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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说太阳在转动,那是因为在普通人眼中太阳确实是移动的。
可大自然却不需要像《圣经》那样的修饰语,因此如果观测得出的结论是地球在转动,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那个观测结论。
对再清楚不过的自然现象拿《圣经》来批评是不应该的。
[36]
那位好友将那封信抄写好几封后寄送到几个朋友那里,不料有一封信落到了一个反对派的手中。
有一个神父说伽利略是“信仰的敌人”
,还有一个同事神父将那封信告到号称罗马宗教法庭的邪教审问会,请求判定伽利略是否为邪教异端分子。
而宗教法庭又将那封信送到神学顾问团要求判定是否符合教理,结果神学顾问团认定这不是邪教。
到1615年,首次状告伽利略的那个同事神父再次向宗教法庭告了伽利略的状。
伽利略虽然在教会内部有不少好友,但在最终判定结果出来之前理应谨慎行事,可自信心极强的他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伽利略强调科学研究和信仰应分开来考虑,《圣经》的适用范围应该局限于信仰与道德问题上。
他仍然坚持主张地球在运动的说法,主张潮涨潮落的现象与地球的运动有关。
1616年2月,伽利略被召唤到罗马宗教法庭,负责伽利略案审判的是曾经负责“布鲁诺审判案”
的贝拉尔米诺红衣主教。
经过一个月的审理,宗教法庭判决:“禁止说教、辩护、议论太阳静止于宇宙中心、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往后彻底禁止以任何方法、任何言论、任何文章支持、说教、辩护上述理论。”
另外,宗教法庭还要求《天体运行论》必须按照教会的方针进行修改,否则将被视为禁书。
保罗五世给贝拉尔米诺红衣主教下令让伽利略放弃哥白尼的理论,红衣主教立即向伽利略传达了教皇的指示。
与此同时,听到伽利略受到惩罚,红衣主教再次找到教皇商议。
红衣主教向教皇陈述了有关伽利略的事实:“我只是向伽利略传达了哥白尼的理论与《圣经》内容相悖,因此只能看作假设的理论,地球旋转的理论也绝不能当作一门学术来宣扬。
事实上,伽利略没有受到教会的任何处罚。”
伽利略安然无恙地度过各种危机,最终还获得了与教皇会面的殊荣。
出版《对话》
1623年保罗五世去世,乌尔巴诺八世就任新教皇。
伽利略与朋友们一道向新教皇请示解除对哥白尼日心说的禁令。
新教皇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改变原有的禁令,但可以用对比哥白尼日心说和托勒密地心说的方法撰写有关日心说的书籍。
乌尔巴诺教皇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绝不能将地球的运动当成事实来写。
图161632年出版的《对话》封面:这本书充满对日心说的信念,为此伽利略在宗教法庭被判为异端分子,而伽利略本人也不得不公开否定自己的信念并进行忏悔。
伽利略用普通人都能看懂的意大利语轻而易举地撰写了在1625—1630年的科学史上成为不朽名著的《对话》(Dialogo)。
直到那个时候,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用普通人看不懂的拉丁语撰写了科学书籍和哲学书籍。
经过教会的审阅和若干修改之后,《对话》于1632年2月印刷出版了1000多部。
等到教廷认定其为禁书进行查封的时候,《对话》已经全部售完,一本也没有剩下。
《对话》用三个威尼斯贵族进行四天对话的形式写成。
三个贵族分别是支持哥白尼理论的业余科学家萨尔维亚蒂(Salviati)、支持托勒密理论的哲学家辛普利邱(Simplicio)以及坚持中立原则的威尼斯外交官沙格列陀(Sagredo)。
以观测到的数据和准确的数学计算为基础,萨尔维亚蒂明确地提出日心说的主张,而辛普利邱则用愚蠢的反驳和牵强的主张对抗萨尔维亚蒂。
随着讨论的深入,沙格列陀也支持萨尔维亚蒂的主张,辛普利邱最终被萨尔维亚蒂说服。
下面我们看一看《对话》中有关说明地球和其他行星公转的部分:
辛普利邱:怎样才能推出行星不是围绕地球旋转而是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
萨尔维亚蒂:我们可以通过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观测来推论。
位于宇宙中心的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最确凿的证据是所有行星都与地球时而近时而远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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