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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服别人为生的人，例如销售人员、演讲者和政治家，经常会善用这一能力。
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会对受众产生影响。
比如说，有的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在演讲中流泪（当然，也可能不会流泪）。
观众很有可能会对此做出正面的反应：显然，演讲者也只是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
。
在场的观众也很有可能会被煽动情绪，落下泪来。
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比尔·克林顿也是颇为令人信服的政治家，因为他勇于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同理心。
例如1992年的时候，他遇到了艾滋病活动家鲍勃·拉夫斯基（BobRafsky），说出了那句令人难忘的“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
。
约翰·肯尼迪也同样利用过人们的同理心。
1963年6月26日那天，肯尼迪在西柏林的演讲中曾说过：“我是柏林人⑤”
，这句话至今仍然颇负盛名。
西柏林人立刻就相信了，觉得他们可以依靠“西方”
的坚定支持。
虽然亟待研究，但同理心的根基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离线网络。
洞察真实的自我能够提高我们与他人的共情能力。
只要我们了解自己，就很有可能去理解他人的行为，有时甚至能够真的感受到他人的情感。
对一个婴儿来说，如果你告诉他什么有趣的事情，他就会笑；而如果哪里出了差错，他就会哭。
即便还不能完全理解语言的含义，婴儿也能够迅速明白别人想表达什么。
他们很快就能够学会人类的各种反应，并且理解这些反应出现的原因。
他们会笑，会和娃娃玩，把娃娃放在**，有的时候还会给娃娃盖上毛巾。
这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婴儿会模仿父母的行为。
我们在出生后不久就学会了去理解他人，并通过联想和自己的经验来预测他人的行为。
再往后，我们甚至能够揣摩他人的想法和感受，通过观察和模仿来传达和理解信息。
最后，我们学会了说话，但有关这方面的学习却并没有就此结束。
心智理论在生活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我们的生活经验越来越多，产生的联想也越来越多。
同时，想要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我们还需要去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研究员维默（Wimmer）和佩纳（Perner）曾进行过一项著名的莎莉—安妮测试，目的在于考察儿童能否从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
测试开始时，被叫作莎莉和安妮的两个玩具娃娃躺在桌子上。
桌上还放着一颗弹珠、一个盖着布的篮子和一个盒子。
莎莉拿起弹珠，将它放进篮子里，用布把它盖上，然后离开了舞台。
等莎莉走后，娃娃安妮又从篮子里拿出弹珠，放进盒子里。
她关上盒子，又把布盖回篮子上，让人看不出篮子现在是空的。
之后莎莉回来了。
她想把弹珠找出来。
这个时候，调查员就会问参与调查的孩子（他们都是四岁），娃娃莎莉会去哪里找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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