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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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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身体展示出可以被工具改变的能力。
人类这个一无所长的动物，能够通过物理外化来扩展其进化轨道，这种外化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的美学体验和感官认识体验。
但是，身体始终是在环境中运动的实体：说实话，从现象学上讲，一个脱离周围环境的身体是不存在的。
在这经验的两个构成极之间，媒介通过调整现有关系的强度，以及为新的相互作用创造可能条件，来调节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不间断且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
我将尝试证明，实际上更为彻底的是，我们是通过持续的生态媒介的（eediale）暴露，根据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形成相互关系的不同方式而构成的有机体。
“生态媒介的”
这一术语传神地表明了事物与世界、媒介与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不管是物理上还是功能上的。
如同我们在身体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媒介对于环境也会变得越来越稀薄，直至消失：就像我们不会关注我们穿的衣服和看东西用的眼镜一样，我们同样会忽视用于通行的道路、我们接触到的表面、我们居住的房屋，这些实际上都是人工媒介，只是它们已经与环境融为一体，以至于变成了环境本身。
但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理论实例，即当代数字媒体表现为真正的自主且平行的环境以及待探索的可能世界，媒介和环境的交织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那么，我们将同时处于媒介环境（ambientimediali）和环境媒介（mediaambientali）之中。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身处超媒介化的环境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处于表现出自然环境特征的媒介之中，这些媒介因此被居住在其中的有机体当作不易察觉的背景和理所当然的存在。
媒介与环境之间的渗透性是一个被长期讨论的问题。
此外，学者们处理生态媒介关系时所在的解释平面有时候也是可渗透的。
令人好奇的是，生物学家和科技哲学家对技术对象的相互关注，被一个高度关注生物科学和生态学的媒介学家的回归运动抵消掉了。
在本小节中，我想要揭示这种独特、富有成果的融合。
在这位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再一次找到最有效的例子之一。
在西蒙栋1958年的博士论文中，他提出了以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为中心的基本理论直觉。
这就是我在上一节中介绍的技术美学概念。
这个概念或许是法语单词“mileu”
的一词多义—既指“环境”
又指“中间物”
，即某种意义上位于中间的东西—为他的直觉提供了帮助。
在西蒙栋因两个含义而对该概念犹豫时，他提出了一个推测性提议：“可以说，具体化的发明实现了一个技术—地理环境，这是技术对象运作的可能性条件。
因此，技术对象是其自身的条件，也是这个混合环境，同时也是技术和地理环境的存在条件。”
在西蒙栋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找出两个具有显著含义的直觉：第一个直觉目前与我们关系不大，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指的是实体之间的关系生产（具体化）技术对象，其起源无法追溯到被单独考虑的原始元素中，而只能在关系本身中，因此关系具有一种本体论价值；第二个直觉与我们所说的媒介与环境之间的交织一致，是在这些对象具体化之后，创造了一种内在且不可分割的技术地理（即媒介的和自然的）环境，也就是说，对象“自己创造了与它相关的环境，并在其中被真正识别”
。
此外，也许值得一提的是，西蒙栋的博士论文是在乔治·康吉莱姆（Geuilhem）的指导下完成的，他很可能从康吉莱姆这里学习到了很多与生物形成有关的思想。
将媒介和环境统一起来的理论隐喻是以多样化的方式来阐述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可以定义的并非一个理论项目，而是一种异质、分层的时空运动。
我说的所谓媒介生态学，是由尼尔·波兹曼（man）在1970年正式创立的多学科认识论事业，但其根源要追溯到20世纪的前几十年，尤其是在德国先锋派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媒介美学理论中。
最具有启发性的人物首先是沃尔特·本杰明（WalterBenjamin），他广泛的知识轨迹帮助定义了许多与感知和媒介作用有关的问题。
同样拥有重要地位的还有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Moholy-Nagy），他对视觉艺术新用途的反思，准确地说，是对媒介改变现实感知方式的反思。
然而，媒介生态学在北美已经确立了其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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