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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们有可能“把基因程序的隐喻看得太重，尤其是把基因置于过高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发展的宿命论观点，而这种观点与目的论十分接近”
。
人们“将基因置于一切的中心”
这种纯理论的态度，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承认，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带来进化上的革新。
但对于演化发育生物学，如此设想的研究计划“不会走太远，因为它选择了错误的实体来描述和解释这种现象”
。
考虑到有机体的发展不仅是遗传程序的结果，演化发育生物学扩展了所涉及的变数：与一开始就存在的遗传程序相反，发展只是暂时性的相互连接，并关系到它所形成的特定物种的命运。
现在，鉴于这一点，我们是否有可能假设，环境或者我们所看到的生态环境，可能在改变有机体的进化压力中起到直接的因果作用？根据生态位建立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作者奥德林-斯米（Odling-Smee）与拉兰德·费尔德曼（LalandeFeldman）提出了这样的假设：生态位是居住在生态位中的有机体优化后的环境，构建生态位的能力可以作为进化的因果变量。
一个种群的生态位是指“种群面临的所有的自然选择压力的总和”
。
然而，生态位的构建是指有机体通过对环境的物理干预来修改环境因素，或者说是这些因素与其特征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有机体必须面对环境因素与其特征之间关系的变化，就会发生生态遗传。
这种变化是由先前的生态位建造而产生的，或者由属于其他物种的其他有机体实现的。
最后一个方面强调，生态位构建理论不仅对智人有效，且对所有生物物种都有效，因为其并不涉及信息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问题，比如在基因—文化共同演化（geion）的例子中。
但最根本的是，对环境干预所产生的一系列空间因素的总和，无论是否预见到，都是有意制造的产品或不同生物种类间随机重组的结果。
尽管如此，该理论的支持者们坚信，这种方法可以使人们对文化和人性之间的共同演化动态有更深刻的理解。
因此，在演化发育和生态位构建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性，只要“生态位的构建强调有机体改变其环境的能力；演化发育生物学则强调了环境改变有机体发育的能力”
。
这种对等性并没有被作为标准而接受，相反的，它与“经典”
观念形成对立，如同我们在介绍演化发育生物学时看到的，这种观念把唯一应该真正考虑的因果作用归为基因。
简而言之，从有机体到环境、从环境再到有机体的相互因果关系（causalitàreciproca）原则生效的话，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想法。
消除以这种方式设构想的因果关系的论点，可以大致归于两类：生态位的作用被认为是偶发、与适应目的无关的（作用轻微，只能作为一个背景条件或一次选择的效果，不具有适应性），或者由于过于异质和不稳定，而无法进行正式处理。
如果环境确实产生了这些影响—不仅对智人，而且对所有生物有机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开始考虑这样的假设：在有机物与其环境之间，形成了一些力量和相互关系，威胁着主体与客体、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世[8]（Antropoe）不过是更普遍现象的一种最新表现，揭示了有机体和环境之间不断混杂的关系。
这是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所描述的根茎：由线条组成，没有层次，总是在不同层次的交会处，也就是一致性平面的结构中交替出现。
这个根茎不是预先构成的个体，也不是一个确定的空间，它不会回应已编码的生物学项目，而是会永久地被限定在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说，胚胎发育（embriogenesi）和系统发育（filogenesi）推翻了它们的关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不再是胚胎证明一个绝对的预设形式，而是种群的系统发育具有相对形式的自由，因为它们都不是在开放的环境中预设的。”
虽然这种情况似乎存在于不同的物种之间，但我的注意力将只集中在智人的情况上，因为我们的物种—如我们在第一节中看到的，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还会看到—不仅在与环境的关系中，也在与其所包含的媒介的关系中产生了差距。
在阐明这一差距时，我想强调媒介的实质性，并将此作为指导原则。
为了保持在媒介理论和生态哲学的比较范围内，正如特尔姆·比耶瓦尼（TelmoPievani）提出的那样，基因—文化共同演化应该被贴上“基因—技术共同演化”
（geeologycoevolution）的标签，即有机体和实在人造物的共同演化。
我们需要整合更多变量的模型，这些模型要考虑到有机体、环境和技术之间不同层次的关系和反作用。
之后，我们会回到生物学上（《所需要的时间》，第112页），但在此之前，我们将看到某种媒介理论是如何提出了有机物在无机物中的物质性和延展的问题以及反向运动，即无机物被引入有机物中产生的同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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