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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她建议将这种细分应用于我们能够认为是现象经验的三种一般能力，即行动、感知和认知。
让我们从行动开始。
在美国哲学家肖恩·加拉格尔（ShaunGallagher）于体化认知领域所做的贡献中，身体基模（schemamaginecorporeo）的定义及区分，对理解延伸和体化的动态起着重要的作用。
加拉格尔首先重建了这场辩论，强调了经常伴随这两个术语的定义的概念性混乱，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准确的区分：“身体意向的概念有助于回答关于身体在感知领域的外观问题；相反，身体基模的概念则有助于回答身体形成感知领域之方式的问题。”
因此，身体意象是我们对身体的表征的集合，不仅是我们对身体的视觉感知，且是我们对身体的社会、文化和刻板印象的表征；身体基模，则是主体相对于环境所经历的感觉运动可能性的集合。
让我们暂时忽略身体意象，而集中于身体基模和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环境相对应的概念上—超个人空间（spazioperipersonale），即由我们的有机体附近的身体基模的存在而定义的空间。
从对猕猴进行的研究开始，我们知道超个人空间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体验，是因为负责构建它的运动地图是由双模态神经元形成的。
双模态神经元指的是，这些神经元既回应视觉刺激也回应触觉刺激。
实际上，这些触觉刺激对触摸的感觉进行编码，例如手的触摸，而视觉接收区也对与手所占据区域有一定距离的空间进行编码：这意味着，存在于F4区域的双模态神经元，对身体的区域进行触觉映射的同时，也对与有关的身体部位邻近的空间区域进行视觉映射。
因此，身体周围的空间与双模态神经元每一次提供的坐标均是相对而言的。
尽管这个边界的辨别已是与身体牢牢挂钩的，但如果使用工具，这个边界就会发生变化。
日本神经生物学家入来笃史（AtsushiIriki）与其同事们进行的开创性实验显示，如果训练猕猴使用耙子来取回食物，通常参与手臂映射的体感接收区也包括了耙子。
更准确地说，这些学者们发现，当刺激物靠近手时，视觉接收场的神经元并没有被激活，但当其靠近耙子的末端时，神经元却被激活了。
实际上，设备的使用完全地延伸了猕猴的超个人空间，使其适应了耙子带来的新的运动可能性。
通过这一开创性的研究，人们得到了这样的想法，即设备的使用，通过身体基模对于空间的重新配置，可以决定对周围空间的重新映射。
对于超个人空间、身体基模和工具使用（tool-use）的研究，不仅证明了身体对于理解认知的不可或缺性，也证明了将我们与我们所使用之物辨别开来之边界的灵活性。
这个争论仍在继续，因为这些术语的定义本身就存在争议，对实验数据的解读也不总是明确的，但有一些实验证据支持了现象学的直觉—比如梅洛-庞蒂的盲人手杖的经典案例—我们与之建立假体关系的物体被我们的认知特殊对待，即把它们当作我们身体的实在部分。
理解这些现象的可能性（及局限性），有助于确定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现象的直觉转移到媒介学领域。
例如，体化现象可以仅通过想象使用工具就能发生：在想象使用工具获得一个物体后，主体的手动抓取这一动作的执行，显示出手腕的移动因工具的“存在”
而降低了速度。
有一项实验报告指出，本体感觉对于设备在身体基模中的体化发生至关重要。
对患有“传入神经阻滞”
—一种临床症状，即体感接收体信号无法被规律性地传送—的病人进行的测试表明，患者未将设备体化来适应已存在的运动程序，而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运动程序。
这个说法可根据以下事实推论得出：患者没有发展出手臂运动的典型运动学反常（病变），而这对于那些非患者是会发生的。
但反过来说，只要观察到一个设备的使用情况，就足以引发体化现象，但前提是观察者持有同样的设备。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主体看到另一个主体使用某个特定工具来抓取东西，那么观察者这个主体一旦拿起同样的工具，就会对自身的超个人空间进行重新调整。
另一项研究指出，使用工具的形态决定了所产生体化的类型，因此如果工具是手或手臂形状的，身体表征的变化将分别发生在手或手臂上。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既可以通过变为假体而被体化，也可以作为纯粹的工具而延伸；所有这些都与我们的运动、感觉或一般认知能力有关。
但是，是否总是且必须是这样呢？假设我们要去一个未知空间寻找某个东西，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工具，或者直接使用双手。
我们会怎么做？例如黑猩猩使用双手来打开装着食物的盒子，而用工具去打开它不知道内部是什么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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