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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皮耶罗·蒙塔尼（PietroMontani）说明了杜威的作品和西蒙栋的作品之间的连续性，提出一种美学诠释途径，其核心主题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并不时验证这些互动的影响，特别是关于可能由此产生的创造力的实例，以及关于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可穿戴技术（wearableteologies）领域的显著例子—谷歌眼镜[7]（GoogleGlass）的视觉界面作为一种连接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技术而成为典范。
根据蒙塔尼的分析，谷歌眼镜的使用将引出两个技术美学视野的可能方向：在一个方向上，眼镜成为一种过滤器，在为使用者提供的信息基础上，通过恢复一些“增加”
的方面来构成现实；另一个方向上，眼镜则成为眼睛的强大延伸，人们通过它将看到比肉眼所及更多的东西。
无论如何，无论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都必须牢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所处的环境总是在增加，也就是说，环境中的信息超出了单纯的对世界的生态学感知。
这对智人来说原本就是可能的，因为智人享受了第一项非凡的技术—语言。
这种重塑世界的能力被这位美学家定义为“赋权”
（empowerment），或者说是“有机体和无机体的独特结合的实现，只有在实际活动中才能发现自身及其潜力”
。
我们可以时常付诸行动地赋权—接受由技术结合而可能产生的媒介作用—能够以两种对立又互补的方式引起艺术创作，即与之前的技术美学条件实现一种连续性或不连续性。
蒙塔尼提出，这两种可能性在美学上都是适用的，因为它们都能够“实行想象力和语言之间关系自动作用的分离运动，以探索关系空间本身，或者说是试图根据新的规则来重建空间”
。
另一种注意到身体和技术之间的自然连续性的途径是由哲学家唐·伊德（DonIhde）开创的。
这是一项历时三十年的认识论事业，这位美国哲学家为发起人和主要诠释者。
在他的著作《技术与实践》（TedPraxis）中，所有我们迄今所探讨的问题都已经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行动、实践，先于知识出现且以某种方式建立了知识；对人与机器关系现象学的研究；感知在工具的合并过程后被技术改变的假设。
基于直接源自现象学的词汇和认知论—这个原因随后促使他定义了他本人发起的研究领域“后现象学”
（postfenomenologia），后者也被理解为一种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对技术的关注混合在一起的现象学—伊德建议将技术引起的经验转变视为非中性的，也就是说，这类转变带来了意向性方面的结构性后果。
这位美国哲学家提供的例子如下：让我们假设有一个观察者正看着月亮。
这将是对天体的直接感知，该天体则构成了经验的意向相关项（对象）。
如果同一观察者通过望远镜看月亮，那么意向相关项（月亮）保持不变，但这种被媒介作用后的感知为观察者提供了新的可见信息（如月球上的山脉和火山口）。
因此，工具尽管是视觉意向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感知的目的，而只是手段（mezzo）：它成了获得新知识的一个条件（e）。
简而言之，如果望远镜尽其职能，它会变为“半透明的”
，正是因为这种半透明工具，月亮才如同被放大了一般清晰：“因此，从经验和意向弧角度来看，工具可被定性为观察者被扩展的经验的一部分。
工具在被使用过程中成了观察者的准延伸。”
半透明（Semi-trasparente）和准延伸（quasi-estensione），这两个术语明显表示该工具没有完全同化。
它不见了，但又没有完全消失；它延伸了，但又带着一些反抗。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被媒介作用后的感知和直接感知之间存在着差异，对于伊德来说，这些差异是结构上的。
诚然，由望远镜引起的感知转变将月亮放大了，但却把月亮从自然空间中隔离开来；此外，工具的使用减少了与对象的身体关系；最后，每个媒介作用后的观察都只能是一维观察。
综合以上所有原因，伊德认为，扩大—缩减结构对于任何形式的媒介化经验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将在以下小节中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同时，在这里我们开始看到，不管是美学还是后现象学，均将媒介问题置于中心位置，呈现出一些有机体和技术工具之间的区别并非总是平和的场景：有时候，工具成为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构成性地塑造了经验的特征。
然而，与工具结合的有机体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行动并感知：环境在我们探索的动态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在下一小节我将试着说明：为什么环境的概念与有机体的概念有着同样的作用，或者假如考虑该词带来的语义学差异，有更重要的作用？正如杜威提醒我们的那样：“只有在非常表面的意义上，外表才是有机体的终点和其环境的起点。
这种需求表现在迫切的推动中，这些推动必须由环境—也只有环境—的供给来满足，是对自我作为一个整体对周围环境的这种依赖的动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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