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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ità），一个自主的实体，与其所代表的对象没有任何联系的实体。
与摄影的主要理论家们所支持的相反，这个自主实体不是某个存在的认证或所指对象的痕迹，而是一种新的本体论的物理表现：“如果一张照片描绘了我，那么不再是我留下了我存在的痕迹，而我自身只是作为一个记录和技术记忆的过程而‘存在’，这个过程窃取了我的存在并将其吸收。”
从根本上批判对摄影美学的惯常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摄影的特征和革命性方面将存在于与现实不可避免的协商中—科斯塔宣告了人类存在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记录和复制存在的诞生。
13年后，他重申了这一概念：“摄影，以其超现实主义，是一种极致的图像，能够悬置所有象征符号，让我们回归现实本身。
现在，如果把这种考虑和感受摄影的方式运用到肖像上，肖像展示的不再是主体，而是一个去象征化且被夺去精神的‘主体’，沦为纯粹且迟钝的表面、一具死尸、一个东西。”
双重就是一张照片所能产生的东西，也是自我的外化，这个自我除了是其记录的宇宙的一部分，不涉及任何事物或任何人。
正是这种疏离感、去除感，是法国一些知识分子对摄影表现出一种返祖式排斥的缘由，其中最著名的为波德莱尔。
在科斯塔看来，外化并不具备我们迄今所概述的假体特征：“‘假体’的概念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模糊，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而变得完全不适应。”
他继续说道：“望远镜或显微镜属于假体，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照相机不属于假体，而是一个代替我们看清事物的东西，是一个我们看清事物的功能。
而且它已经与我们分离、被技术性地外化，变得自主。
我在此所说的外化，是指人的身体或心智的某些方面和功能在技术上转移到外部，被机器体化并趋于自主。”
摄影的双重并不是一个实在物体或一个参照物的指数，而是另一个实体，一旦生成就与那个血肉之躯的个体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外化视觉的产物没有了可归因于人类眼睛的象征性结果，所以能够只显示纯粹的可见性。
也就是说，这种双重属于机器。
我并不完全赞同科斯塔的立场，因为我仍然认为主体是关系的构成因素，然而其立场有助于启发人们重新判断主体性在对等中的作用。
在我看来，摄影使现实的层面倍增，而在现实中自我必须面对定义自身的挑战：照片中的那个家伙不是我，而是我的双重，它有自己的生活，在不同的现实内部—实在的和数字的—引起了相互作用，且在其中自由通行。
尽管如此，它的存在并不抵消我的存在，即使它渗透到了我身份过程的构成中；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我们不能忽视它“行动”
的方式，它所编织的关系和它所产生的互动。
双重不仅仅存在着，还返回到由主体操控并内化的媒介记忆的构成中来，在数字革命所促成的双重动态中定义了其自身身份。
一方面，由于我们可以立即看到每次拍摄的结果，这种双重动态使得我们对个人照片的控制增强；另一方面，由于照片在网络上的潜在传播，一旦拍摄完成，我们对照片的实际控制能力也相对下降。
在何塞·范·迪克（JosévanDijck）看来，这种矛盾的局面反而增强了照片作为身份构建对象的作用：“个人摄影可以成为一项终身练习，用来调整过去的愿望并使之适应新的视角。
虽然数码相机仍然是一种记忆工具，但如今也被提议为一种身份构建工具，使得自传体记忆具有更强大的形成力。”
现在，摄影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又可以回到认知主义的争论之中来。
尽管采用这样的视角来研究摄影图像效果的方式不止一种，但其中一种方法已经引起了相当有趣的研究。
其中一些研究已极力地证明了，自传体记忆重唤的过程可以被摄影图像“伪造”
。
这个开创性的实验设计如下：实验者拿到了四张展示实验参与主体童年经历（从四岁到八岁）的照片，将其中一张照片进行了数字化修改，也就是说，将主体从照片的原始空间中分离出来，再置入另一张有热气球的照片中，通过这样的做法，为受试者们模拟了一个事实上从未发生过的童年经历。
观察了这些图片后，受试者们要接受三轮访谈，访谈中他们要对自己的回忆进行一个自由陈述，回答一些澄清细节的问题，还有一些关于记忆的现象学经验的具体问题。
实验结果显示，50%的受试者产生了虚假的自传体记忆。
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停留在摄影图像的案例研究范围内，那么来自这一研究领域的提议之一将会提供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专注于技术影像的三个典型特征：熟悉度、意象和可信度。
图像可以使人们更容易地唤起一些感知片段，因此这种伴随着唤起的熟悉感可能会与真实的记忆相混淆；然而，如果没有我们在“视觉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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