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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态度，我们必须在关于体化认知的辩论中引入两个与身体基模和身体意象同等重要的核心概念—身体归属（bodyownership）和主体性（agency）。
我们拥有的体化经验以这两种不同现象为特征，据此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身体属于自己，同时也是我们所做事物的创造者。
在正常的经验中，这两种方式同时发生，但在某些病理或实验条件下，它们可能是分离的。
在我们的案例中，即使一个工具可以延伸主体性，但它不一定必须作为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来体验。
为了说明这种情况，弗雷德里科·德·维涅蒙特提议区分工作的身体基模（schemacorporeodilavoro）和防御的身体基模（schemacorporeodidifesa），前者负责的是以在世界上完成某事为目的的运动，而后者负责为保护自己不要受世界影响的运动。
延伸和体化可以被视为与这两种工作基模相对的现象条件，因此即使我们可以被工具延伸，但工具也不一定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仍可保持与我们不相容。
这就是为什么用棍子探索未知区域具有优势。
然而，延伸和体化可以由其他原则支配，而不是立即归因于监督它们与有机体结合的实际目的。
如今很著名的橡胶手错觉便是一种展示我们身体的假体融合程度的状态。
这种错觉的基础在于使接受实验测试的主体像体验自己的手一样体验一只橡胶手。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包括隐藏被测试者自己的手，该手受到外界刺激的同时，一只出现在被测试者视野内的橡胶手也同样受到刺激，由此，实验者可以诱导被测试者产生对橡胶手的拥有感（ownership）。
通常，实验者们会用触觉刺激这两只手（生物手和橡胶手），使受测试者看到橡胶手受到的刺激，而感受到自己的生物手的刺激（但他看不见生物手）。
最后，多重感官的融合引导受测试者相信，自己感受到了橡胶手受到的刺激。
很多约束会导致错觉的出现：首先是多重感觉融合，但涉及橡胶手物理特征的局限性，这些物理特征必须服从其体积、空间、姿势和解剖学的限制。
希腊心理学家马诺斯·萨科里斯（ManosTsakiris）认为，存在一个身体—模型（body-model）来规范什么可以或不可以被体化，并以绝对和相对的方式来控制该过程：在第一种情况下，可参考先天性约束，如肢体的形状应该被替换掉；在第二种情况下，应更多考虑的则是前后关系方面，如橡胶手相对于手臂的方向或侧面性。
不过，争论是开放的，因为已经证明，拥有的感觉可以同时在两只橡胶手上得到体验，或在大理石材质的手上，或在机械手上。
至于感知的延伸和体化，我们需要往前追溯整整五十年。
事实上，在1969年，美国神经科学家保罗·巴赫-利塔（PaulBach-y-Rita）证明，通过使用设备，可以将来自一个感觉通道的刺激转化为通常不基于这些刺激的体验。
换句话说，感觉替换装置允许人们通过其获得视觉或听觉，这种技术通常被用于康复目的，使聋人或盲人能够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缺失的感觉。
这个因巴赫-利塔而为人所知的仪器，利用了一种触觉刺激器的模式，这种模式根据设置在主体头上的相机所拍摄的内容而产生各种配置：适当排列的特富龙[19]针，根据拍摄内容相应地刺激主体的背部。
一段时间的练习后，受试者便能够“看到”
各种各样的物体，并表现出对一个平面上物体之间的重叠和相互位置现象的敏感性。
我简单介绍的这个实验，无论是在实验应用中还是哲学辩论中，均产生了非凡的影响。
对于前者，新出现的数据是关于大脑可塑性的，即大脑皮层根据有机体的新需求进行自我调整的内在能力，而无论这些需求是由生态压力、生理变化还是生活经验造成的。
可塑性的概念至关重要，除再可塑性的意义及与自创生的关系中遇到过以外，我们还会在下一节里继续遇到。
在很多情况中，可塑性的概念往往伴随着其他定义，这些定义想要说明，大脑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尚未明确进化的主体（意义构建）产生意义和目的。
意大利神经科学家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allese）就此提出了神经利用的假说，以证明为感觉运动融合而进化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是如何被利用来获得社交和语言能力的。
文献中还提出其他的理论提议，如共享电路模型和神经元再循环，但只有最近的一个提议—神经重用试图将皮层在生态环境改变后重新自我重组方式的不同观点统一起来。
无论具体差异如何，科学界一致认为，大脑是一个能够进行可塑性适应的器官，它能够极尽所能，不会过于僵化地服从既定的遗传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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