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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知道，环境实际上是一个媒介环境，因此在环境因素的列表中，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已成为环境因素的人造物。
在前一章中，我介绍了“生态媒介”
（《生态媒介》，第42页），该术语旨在强调人造物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即环境总是媒介化的环境，而媒介很多时候也被认为是真正的环境。
因此，发育可塑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媒介的方面。
但是，从共时角度来看，在时间中出现的属性和潜能是不可见的。
为了充分掌握所有可能的因果关系的效应—实际的以及潜在的，这些效应可能影响可塑性—我们必须建立三个不同的时间种类：基因型时间、表现型时间和个体的时间。
至于基因型时间，生态与演化发育生物学的强势赌注在于，展示环境（以及其中的技术）不仅在可变性的选择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且甚至有助于创造可变性。
简而言之，生态与演化发育生物学旨在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从一代到下一代的可遗传特征并不一定是父母基因组中存在的特征，而可能是从同表现型的有机体身上获得的，并且在一系列情况下，稳定存在于该表现型所属的群体中。
根据生态与演化发育生物学提供的模型，将环境导致的特征传给后代的步骤如下：发育可塑性是基础；如果这个特征稳定下来，就会参与到表现型调节（aeipico）的现象中。
但是，想要该特征不随某个个体消失，就必须使之影响到该表现型所属群体的绝大部分（新变异的扩散），如果这种扩散与繁殖成功结合，则会产生基因调节（aeico），其定义为“进化改变是由一个特定选择导致的过程，这个特定选择取决于多个因素，如调整、形态，以及环境所致特征的影响”
。
再说表现型时间，其适用于“越早越好”
的原则：一个体化（或内化）的发生，与环境因素施加影响的早熟（precocità）有直接关系。
实验表明，若在鸟类胚胎发育期三天半时，将一片金箔插入到其胫骨和腓骨的前软骨母细胞中，可以看到两种效果：胫骨的缩短、随之而来的腓骨与胫骨之间的连接变化。
同样的道理，天生缺少肢体的人可能会有一定概率的幻肢经历，但如果是截肢导致了缺少肢体，概率则会升高，且与截肢时间相对应：截肢发生的时间越近，经历幻肢的概率就越大。
最后，关于个体的时间，我们必须参考上一节。
正如我们所见，工具的体化受到一些无法消除的限制。
因此，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延伸比体化更容易，因为我们可以延伸自己的身体如我们的超个人空间，而不用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拥有感：要想更灵活地运用工具，我们不需要感觉到它是我们的一部分，而需要暂时性地延伸我们四肢可触及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时间视角的分析使我们能够避免空间视角中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当我们采取空间视角时，我们在一个描述性背景中拥有固定的位置—如内部和外部—其中的主体是决定可行性条件的唯一实体。
相反，从时间视角来看，我们不必总设想是有机体在物体上延伸，因为有时候是物体在有机体上延伸，它可临时代理对象的准假体（quasi-protesi）。
马拉弗里斯认为：“在构成物质介入过程特点的动态张力中，有时候是物体成为人的延伸。
在其他时候，是人成为物体的延伸。
在这个游戏中没有固定的施事角色；只有朝着‘最大获取’运动的不间断作用力。”
因此，在处理问题时，已经不只是要考虑物体在外部还是内部，物体是否延伸，物体被内化还是体化，而是要先问一问，什么是先有的：延伸，无论其表现出的方向如何，它始终在体化之前，是体化的初始阶段，也是其可能性条件。
延伸（和外化）被认为是一个融合过程的初始阶段，因为它们不需要像体化和内化那样，要求很大的结构性牺牲。
尽管如此，只有在发生延伸和外化的实例之后，引起内化和体化的结构性混乱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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