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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对抗蔓延到意大利以外的其他战场，“意大利战争”
一词越来越难以定义。
战争的影响非常难以解释清楚，在社会经济方面尤其如此。
传统上一般认为，意大利战争时期是半岛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转折点。
城市被洗劫一空，大片农田被荒废，人力和各项资源都被完全投入军队中，各种苛捐杂税被强加在人民头上，财宝被劫掠殆尽，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损失。
许多经济史学家都谈到过这场危机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工业基础被破坏，商业垄断也被打破，农村陷入长期的萧条之中，失业率居高不下。
意大利生活的社会模式似乎受到的影响更小。
总体而言，政治精英们适应了统治阶层所发生的变化，而新上台的统治者也利用这些当地的传统精英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1535年之前，无论是法国还是西班牙的总督，往往试图通过斯福尔扎家族来治理米兰，而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政策中，重建和维护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
那不勒斯安茹家族的贵族的确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们的困境已经有些年头了；尽管亚历山大六世曾试图摧毁他们，但科隆纳和奥尔西尼这两大家族仍继续在罗马展开激烈竞争；在威内托，尽管仍然要听人号令，威尼斯的内陆贵族还是恢复了特权地位。
意大利社会的底层民众很快就失望了，他们发现法国或西班牙那些贵族出身的总督根本不会支持他们的事业。
有些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这一时期的种种事件会引发精神危机，让人陷入痛苦、屈从和怀旧的情绪中不可自拔；但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1494年之前便已经埋下。
不过，这些争议显然与本节无关。
1530年，教皇克雷芒七世在博洛尼亚为查理五世加冕，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件事进行了多种解读：有人认为这是意大利被征服的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同时也象征文艺复兴真正走到了尽头；也有人认为这是多年苦难的结束，从此新秩序揭开了序幕。
对于意大利各城邦及其社会而言，16世纪余下的日子是一段相对平静且日益繁荣的时期，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我们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需要重点说明的是，这段时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持续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的故事需要一直讲到1600年。
查理五世的统治地位不仅建立在他对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占领，以及对米兰的征服上，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让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也俯首称臣，承认他是帝国的主宰。
意大利终于拥有了一位其梦寐以求的最高仲裁者：一位讲意大利语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且认为意大利对自己意义非凡。
在加冕礼前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出面平息了许多意大利的纷扰事务，包括但不限于同教皇和解、认可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重新掌权的必要性等。
他承认小城邦的完整性，确认摩德纳和雷焦归费拉拉的埃斯特公爵家族所有，恢复弗朗切斯科·玛利亚·德拉·罗维雷对乌尔比诺的统治，将曼图亚提升为公爵领地，并批准锡耶纳和卢卡作为独立共和国存续下去。
在米兰，他将统治权授予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二世，直到后者于1535年去世；在威尼斯，他承认威尼斯人对该共和国领土的所有权，并承诺不会干涉其统治。
尽管这位帝王总是能够倾听各方的请愿和申诉，但意大利具体事务是由帝国派出的多位大使和总督负责的。
随着查理五世解决了诸多纷争，且驻守在伦巴第的帝国军队一直保持战备状态，意大利各城邦间的摩擦也逐渐平息。
作为意大利所有城邦中最具独立性的两个城邦，威尼斯和教皇国在政策的连续性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16世纪20年代，在总督安德烈·古利提的领导下，威尼斯继续寻求维持其国际政治地位的机会。
虽然在查理的劝说之下它最终放弃了普利亚的港口，但鉴于其威武强大的舰队和保障有力的陆军，各方都承认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然而，历史再次证明1537—1540年与土耳其的战争使得威尼斯无法专注于此，从16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防御和维持现状似乎就变成了威尼斯在意大利的主要立场。
在危机年代中，克雷芒七世（1523—1534年在位）和保罗三世（1534—1550年在位）一直是教廷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亲身体验过裙带关系的作用及其好处，他们漫长的教皇任期也保证了教皇国政策的延续性。
来自帝国的担忧、同皇帝本人算得上良好的私交，以及认识到必要时对教会进行逐步的改革，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天特会议的召开，保罗三世的任期也由此成为教皇政策较为成功的一个时期。
与之相比，保罗四世（1555—1559年在位）的短暂任期便显得不太成功了，这个那不勒斯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对皇帝的权威发起挑战，使得精神和世俗两者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但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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