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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不勒斯，由于一场由社会党人主导的揭丑运动，卡莫拉对城市管理的影响在1900年后有所下降，黑手党的邪恶权力却完好无损。
各国政府试图用正统的警察方法镇压西西里岛的土匪，但由于缺乏依赖黑手党保护的当地地主和知名人士的合作而没有成功。
相反，左派政府开始接受黑手党，借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同时获得选举支持。
黑手党自己的非正式司法体系当然比国家的更有效，但代价也很高。
战争前夕，西西里阿格里根托省的谋杀率是北方一些省份的30倍。
作为保护地主的回报，黑手党作为承租人和中间人，拿走了大部分利润。
他们继续大规模组织盗牛。
黑手党对犯罪和社会秩序的态度本质上是矛盾的；他们是罪犯与警察、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仲裁员，也是西西里人反对政府干涉的保护伞。
三国同盟和意大利殖民主义的开端
右翼政府出于平衡预算和巩固意大利国际合法性的需要，采取了谨慎的外交政策，不做有约束力的承诺，不结盟。
第一届左翼政府沿袭了右翼的做法，但在1875年至1878年东部危机爆发后的动**时期，奉行中立政策变得更加困难。
公众舆论要求意大利分享其他强国获得的利益，与法国争夺在突尼斯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促使法国政府在1881年建立了保护国。
法国占领突尼斯所引起的震动把意大利推入俾斯麦的怀抱。
当左翼势力觊觎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未被承认的领土，并仍然视奥匈帝国为主要敌人时，翁贝托国王却极力促成了与两位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和威廉一世缔结保守联盟。
1882年5月签署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协议，是转型政治策略在外交政策上的体现。
它把温和的左翼从共和党人和视奥匈帝国为敌人的领土收复主义者中分离出来，孤立了法兰西共和国，巩固了君主制的威望，并为军队的扩张开辟了道路。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军事开支增加了40%。
尽管议会可以控制国内政策，但三国同盟允许君主得以重申宪法赋予的在外交和军事事务上拥有的最终决定权。
条约不必提交议会，三国同盟的条款仍然保密。
直到1881年，意大利政府一直认为殖民地是奢侈浪费，但在争夺非洲的时代，不可能将公众舆论与帝国主义狂热隔离开来。
在突尼斯之后，获取殖民地似乎是平息民族主义情绪、确认意大利新强国地位的廉价方式。
英国政府赞成意大利在东非建立殖民地作为对法国的制衡。
1885年意大利占领了马萨瓦港。
当地军事指挥部与埃塞俄比亚人发生了冲突，1887年1月，一支由500名意大利士兵组成的纵队在多加利被歼灭。
这场灾难的影响可以与两年前戈登在喀土穆之死对英国的影响相提并论。
大屠杀激起意大利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对克里斯皮上台起到决定性作用。
多加利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让意大利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内腐败的议会政府在国外的怯懦无能。
克里斯皮放弃了共和主义，因为他开始相信君主制对意大利统一的不可或缺性。
但他也知道，现有的君主制必须改革才能继续维持。
他不得不放弃其独有的皮埃蒙特和贵族传统，成为真正的意大利平民。
克里斯皮热心倡导培养大众对君主制的崇拜。
正是他提议在万神殿埋葬维克托·伊曼纽尔·伊勒。
1884年，他攻击德普雷蒂斯，因为后者在前往国王陵墓的大规模朝圣过程中设置了障碍。
但在帝国主义时代，要在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君主威信，还需要做得更多：海外扩张和展示军事实力。
克里斯皮下定决心，意大利不应再当三国联盟中被动的次要伙伴。
他加强了与德国的联系，并于1888年签署了一项军事公约，根据该公约，意大利承诺向莱茵河派遣五个军团，以防与法国和俄罗斯发生战争。
克里斯皮与俾斯麦的友好关系、咄咄逼人的言辞，以及布林的海军建设计划，共同将意大利与法国的紧张关系提升到了危险高度，后果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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