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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一问题,1923年初法西斯民兵组织成立,黑衫军前士兵被招募到军官麾下。
这一措施旨在防止政治暴力的重演,同时仍赋予黑衫党在运动中明确的角色。
随后的事件表明,解决方案有名无实。
在国际舆论方面,墨索里尼显然十分谨慎,试图消除欧洲大部分民主国家的疑虑。
尽管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从来没有深入人心(法西斯主义毕竟试图扭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耻辱和“残缺的胜利”
),意大利经济困难,从属地位越发明显,行事更需谨慎。
除了1923年的科孚岛事件(意大利短暂占领该岛作为对涉及意大利外交使团事件的报复)和持续干涉某些中欧和巴尔干国家的内政之外,法西斯的目标似乎受到这样一种理念的主导,即英国和美国主导战后和解,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与这些大国的合作是提高意大利国际声誉的唯一现实途径。
1925年,英国和意大利被指定为《洛迦诺公约》的联合担保人,意大利对外谨慎的合作态度取得一定的成功。
1925年后流入意大利的美国贷款也证明了外国对法西斯政府的信心,意大利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1923年的第一部立法比较保守,奖励曾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级,尤其是经济和金融政策,奉行传统自由主义,保护储蓄和鼓励投资。
更能体现法西斯政治意图的是1923年秋季通过的《阿谢尔波选举改革法案》。
该法案确保该党在议会中以三分之二多数赢得选举。
改革方案打着确保政治稳定的旗号,得以顺利通过,其目的显然是确保法西斯主义在议会中不容撼动的地位。
然而,1924年4月的选举几乎将法西斯主义推进深渊。
尽管法西斯党人赢得了选举,但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吉亚科莫·马泰奥蒂因谴责选举期间使用暴力,惨遭法西斯暴徒杀害。
墨索里尼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尚不清楚,但他对这起谋杀的最终责任导致许多温和、同行的意见人士出于厌恶,选择远离法西斯主义。
在夏天的几个月里,墨索里尼的地位似乎极不稳定;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议会的反对派(共产党除外)也离开了议院,以示抗议(所谓的“阿文廷分离运动”
),这是一种颇有争议的举动。
更为坚定的法西斯领导人向墨索里尼施压,要求发动“第二轮”
暴力行动,最终消除所有反对派,让法西斯小分队在战场上成为无可争议的主宰者,但墨索里尼对公众舆论持谨慎态度,尤其不愿受制于自己的副手,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抵抗,直到1925年1月3日,在明显被强迫的情况下,他在议会上表示,虽然他为法西斯暴力的后果承担责任,但以更重要的法西斯美德的名义,他将对所有反对派采取行动。
1月3日的讲话通常被认为是法西斯政权的开始。
它的意义在于,镇压反对派的责任不是交给法西斯主义黑衫军,而是交给国家当局、长官、警察和宪兵。
这次讲话第一次清楚地表明,在此后的岁月里,墨索里尼将会努力追求一条路线,让自己逐步摆脱国家法西斯党“顽固分子”
的控制。
墨索里尼担心,任何法西斯主义“顽固不化”
的实际应用,即通过党的干预将国家法西斯化,只会疏远强大的、非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支持,因此他宁愿约束自己的支持者,让他们成为后备军。
在形式上,国家法西斯党仍然很重要,并为支持者提供工作,但与纳粹德国不同,该党最终隶属于国家,是在必要时用来施压的工具,而不是内部政治的真正决定因素。
例如,1923年建立的联结政府和政党的法西斯大委员会就曾被征求过意见,但是——直到1943年7月那场决定命运的会议之前——很少有人听取意见。
尽管如此,1923年被抵制的镇压在1925年至1927年期间得到了坚定的实施。
反对党被镇压,新闻自由被废除,罢工被宣布为非法,工会被并入一个滑稽可笑的法西斯联盟组织。
特别立法规定沿着法西斯主义路线改革官僚机构、法典和地方政府。
批评当局的人面临被法西斯“特别法庭”
审判并监禁的危险,1927年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就是这样的遭遇。
一些反对者甚至被判死刑。
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宁愿流亡国外,也不愿保持沉默,他们离开意大利,通常选择去巴黎、伦敦或莫斯科,在那里他们依旧是意大利政权的眼中钉。
意大利当局采取措施,以合作和社团取代阶级和政党冲突;通过《劳工宪章》,并设立劳工裁判法院,对劳资纠纷进行仲裁和独立干预,但实际上却把工人交给了雇主。
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立法的大部分内容都非常接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制定的压制性劳工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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