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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个终其一生的积极的实行家。
他的精神熏陶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国魂。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文天祥以死殉国，不做元朝宰相，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那样掷地有声的诗句；张居正在写与侄子的信中表白出自己以身许国的心志；林则徐不计个人荣辱，抗击洋人，历经磨难，死而无憾……这些历代名臣都有一颗为国家天下负责到底的心，故能如此坦然地对待荣辱生死。
与孔子的人生观不同的是接舆、长沮、桀溺等消极避世的隐士。
隐士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太过于关心，以至在时代已无可挽救时走开了，把自己置于事外。
他们以另外的方式希望国家太平，希望老百姓过好日子。
做隐士的人多信奉道家，以“因应顺势”
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
对儒家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的气概，他们是不以为然的，以为这样无法真正对社会有所贡献；隐士以为天下滔滔，时代到了末路，你不可能兼济天下，只有来个独善其身，保存实力，以期世风改良而有为于天下。
所以他们把孔子周游列国，在不可为之世推行仁道看作是不明智之举，因为这可能行仁政不成，反遭杀身之祸，既不能平天下，造福于黎民，反而空耗了社会精英，少了将来的忠臣，这样只身不能挡滔天洪流，倒不如待潮退浪落，风平浪静时再扬帆远行。
隐士们对孔子或惋惜或讽劝，正是出于这个理由。
孔子以为为人就须行仁，就得立于世间，为人类尽力，这是人之为人的责任，不可逃避。
世事纷乱，纲常败坏，百姓涂炭，如果做隐士逃避时代，只显示出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无仁人之心，把自己混同于鸟兽。
人是一个社会产物，不与社会接触，忘了社会秩序和形态，已不是真正的人了。
况且，做个“避世之士”
干净地抛弃这个时代，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有肩负起恢复社会秩序的责任，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才符合人之义。
孔子乐意忍受磨难和别人的误解，为明知不可为之事、把自己贡献给国家天下，行的是仁人之义。
孔子乐于自我牺牲，孜孜不倦地行仁道，可以为我们立身处世作一很好的借鉴。
为了自己的理想，永不惰怠，永不止息，敢于面对严峻的现实，勇敢地接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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