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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听潘汉年的口气，遂暂时放弃自己出版新的文学刊物的计划，欣然同意和潘汉年恢复《幻洲》半月刊的出版。
自然，这本刊物的宗旨依旧，仍由叶灵凤主编上半部《象牙之塔》，由潘汉年主编下半部《十字街头》。
潘汉年历经大革命胜利和失败的战斗洗礼，思想境界有了极大的飞跃。
他对旧中国如何快些毁灭，新的中国早一天重生等重大的课题，也随之有了新的认识。
他面对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不仅仅是看到昔日的战友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有的落伍投敌，甚至充当了追捕革命党人的鹰犬，而且还发现更多的人却是看不到革命的希望，徘徊在十字街头和路口。
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指明中国未来革命的航程，但他本能地认为自己应挺身而出，首先使自己从大革命的失败巾醒悟出更多的道理来。
他历经深思熟虑，在复刊的《幻洲》上写下了有名的《我再回上海》一文。
他说：
悠悠的岁月，在咱们昏昏不甚清楚自己生活似的中间，又飞过去八个足月，在1927年的今年我个人的生活史上平地添上这八个月的灰色，刺激，苦厄，病痛和流浪逃进的生活，颇足我将来余暇的细细回忆。
未亡的中国，在这八个月中，也开拓了一页复杂、剧变与黑暗中的残酷的历史。
八个月以前，在黑暗中企求光明，在苦厄中希望乐趣，在压迫中要求解放，到现在―八个月以后，所有的幻想、希望、都成了梦影，依然在．黑暗苦厄、压迫的道路上挣才切这个，不是环境的错误，我以为是咱们自己认错了‘时代’！
我们从这篇《我再回上海》的文章中，发现这时的潘汉年，不仅对形势有着深邃的洞察力，而且昔口那种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新流氓主义”
的文风也不见了。
因为这时的潘汉年深刻地认识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与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
在此自我批判的基楚上，“他还诚恳地检查了四年以前办《幻洲》，攻击军阀孙传芳及其走狗名流学者时，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态度。
错误地攻击了个人，而却自命为真正的无产阶级。”
多年之后，姜德明先生对潘汉年这种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的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果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原来充满了幻想的青年作家，能够清醒地观察现实，并善于总结经验，检讨自己，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斗争艺术，而提出一些比较正确的主张，我以为潘汉年同志可以作为其中杰出的代表。”
正当潘汉年以冷峻的政治视角审视残酷的现实，并在自我检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用手中的笔向新旧军阀发动进击的时候，他惊喜地获悉郭沫若于是年10月下旬，由香港潜回上海，并读到了郭沫若以诗盟志，向敌人宣战的豪迈诗作：《如火如茶的恐怖》：
我们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恐。
我们已经是视死如归，
大踏步地走着我们的大路。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接着，潜回上海的李一氓奉命找到潘汉年，告诉潘自九江分手以手，郭沫若谢绝了张发奎拉他去日本的“好意”
，毅然决定和李二氓、阳翰笙等同志赶赴南昌。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经历了在涂家埠遭受国民党溃兵殴打的险境，于8月4日赶到南昌，遂就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
在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郭沫若随军南下，在经受革命迭遭失败的严峻考验之后，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最后，李一氓沉重地说：
“郭先生回到上海以后，为防不测，他潜居在一所周围住满日本人的房子里。”
“这也不保险！”
潘汉年已经回到上海三个多月了，是十分了解敌人的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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