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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战线》创刊的前后，上海文坛爆发了和鲁迅先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潘汉年受着这种特定的偏颇思想的主宰，也挥笔上阵，参预了攻击鲁迅先生的论战。
由于这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俞后历时达一年多的时间，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加之潘汉年也是在这场论战中逐渐认识鲁迅先生不可替代的旗手地位，并进而身体力行，促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的成立。
因此，很有必要向今天的读者简介这场革命文学论争的缘起：
大革命失败以后，流血和不流血的阶级斗争，强烈地震撼着好二位有良知的，文艺战士的心，便得拣一位文艺战士都必须回答这洋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向何处去。
恰在这时，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钱杏郁，洪灵菲、李一氓、阳翰笙、潘汉年都相继集中到上海。
他们对于文学工作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
当时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也给了中国革命家以推动和鼓舞。
于是，从1928年1月起，经过整顿的创造社和山蒋光赤、钱杏邻等组成的太阳社，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沙、《太阳月刊》等刊物上，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
。
对此，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白觉地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的文学运动，也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原理的思想运动。”
但是，由干这些“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大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一时还不能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有片面性、绝对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谓‘自身就是革命’）等毛病，因而不仅在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七发生错误，而且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也夹杂了不正确的观点。”
再由于他们当时受着党内因失败而抬头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认识不清楚，首先把批判的矛头错误地对准了鲁迅先生。
他们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
，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
，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
，“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
更有甚者，他们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人。
鲁迅先生等人也绝不示弱于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遂也沉着应战，边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越战越酣，双方谁也不愿一泣放一乒中的笔，在自己的家门七高悬起免战牌！
在这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潘汉年的偏颇思想也充分暴露出来。
他和其他“创造社”
中的激进的青年作家一样，对鲁迅先生也同样地不够理解和尊重。
在他主编的《战线》第一期上就发表了攻击鲁迅的文章，竟然在“态度、气量和年纪”
方面说三道四……建国以后，他回忆起这场对鲁迅先生的错误围攻，十分沉重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冀”
文坛所认识。
说明那时“左冀”
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拙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问把普迅当作斗争的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令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与这场文学革命论争的同时，潘汉年的战斗精神和活动能力，逐渐地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和赞赏，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人的注意，而第一个起用潘汉年的是任弼时同志。
任弼时同志为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并兼管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他通过法南区委把潘汉年调到工会系统，“在张秋人主办的工人秘密刊物做编辑工作，同时采写一些宣传稿件。
任弼时亲自和潘汉年谈话，向他交代宣传的方针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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