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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说明他有自知之明，另一方面他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看到了自己还有比写作更能贡献于革命的长处－―那就是他的社会活动能量和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
同时，党中央的负责同志也知人善任，有意拓宽潘汉年的工作范围，就在“左联”
成立的前夕，党中央指示潘汉年发动鲁迅、郁达夫、柔石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他先后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宣传部的常委；是年春夏之交，潘汉年又根据新的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同志的指示，很快把“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左联”
、“社联”
、“剧联”
，以及上海的“工联”
，一起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反帝大同盟”
，并出任“中国反帝大同盟”
的党组书记。
但是，与潘汉年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量相较，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以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却显得有些苍白了。
大革’命失败以后，相继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盲动主义的统治时期，潘汉年不仅没有看到这三次左倾路线更迭的国际背景和历史原因，他还在所负责的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左的政策。
实事求是地说，那些不必要的飞行集会、过于暴露革命力量的活动等，的确给革命带来了一定损失。
再者，由于党内受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普遍执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的斗争方法，在播汉年那固有的温情色彩很浓的思想深处，首次留下了可怕的阴影，逐渐使得他惧怕党内斗争，有意回避矛盾―一尤其是涉及到自己的问题，则传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的思想渐渐抬头，遂又形成潘汉年性格悲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终于导致了潘汉年的政治悲剧。
由于潘汉年惧怕党内的残酷斗争，因而在他主管的部门中―儿乎集中了极有个性的民族精英，很少执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一套。
无论是从现存的历史文献中．还是从这些学者名流写的回忆录中，都很难找到潘汉年打击迫害文友和同志的例证。
即使像茅盾这样的文坛巨匠，在他回顾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的时候，也只是著文反对飞行集会，从未指责潘汉年的个人品质。
也正因为潘汉年有着待人以诚的个人品质，他的性格魅力越发地突现出来，把众多的而又相互对立的文人学士团结在他的周围，根据党的要求，各自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正因为潘汉年巧妙地回避了扩大化的党内斗争的伤害，他的超乎常人的社会活动能量和卓越的组织才千，就更容易为众多的同志所认识。
因此，在党内儿次你上我下的大换班中，潘汉年不仅没有遭到新上任者的清洗，他的政治地位却稳步h升。
他从1930年10月调离文委始，先后到中共中央办的地下报纸《红旗报》、党刊《真理》等喉舌机关工作。
也就是在这段工作之中，他得以结识李立三、关向应、王明、博古等中央负责人，并给这些中央负责人留卜了很好的印象，待到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夺权上台以后，潘汉年遂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潘汉年虽然说过：“我喜欢写作，但我不想成为什么家”
的话，但就其常理而言，他告别自己战斗多年的文坛，一定会流露出依依惜别之情的．但是无论从潘汉年的自述中，还是从当时的文友，同志写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他的情感变化。
这一方面说明那时的革命者，的确是以党的需要为已任的；另一方而，也说明潘汉年的确找到了比文坛更好的用武之地。
他在未来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待到1931年的4月，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少、顾顺章突然叛变了，遂又把潘汉年推到了党的隐蔽战线上。
从此，他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呕心沥血，并建立了丰功伟业。
也正是这些值得共产党人树碑立传的特殊功勋，又导致了潘汉年政治生命的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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