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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入主北京以后，请杨度出山入阁。
待他得到李大YIJ“入阁与否，并不是评判一个人历史功过的标准”
的回复以后，应约入阁。
当他获悉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的消息以后，巧妙地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积极活动北洋军阀政府向张大帅提出：“移交法庭办理”
，以图营救。
李大钊等同志殉难之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屋，冒着生命的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族，所蓄为之一空。
1929年，他移居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同年秋季，由周恩来同志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关于杨度结识李大钊的时间和地点，一说是在孙中山先生广州蒙难后避居上海期间，李大钊应邀南下在孙中山的故居商谈国共合作时相识的；一说是由杨度的同乡好友一一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作伐，在章宅晤面的。
我认为第一种说法极少可能，因为孙中山和李大钊会谈，以及李大钊参加的孙中山和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是保密的，除少数核心人物外，其他人是不准参与其事的。
据孙中山先生的卫士长马湘的回忆：“在这期间，先生咐我，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
虽说杨度这时曾到上海慰问中山先生，并践行“愿随公奔走”
的前言，估计孙中山先生不会冒然安排他和李大钊相见。
我以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原因是杨度和李大钊同住京城，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章士钊，在章宅晤面相识是顺理成章的。
故拙作取第二种说法。
关于杨度由何人介绍入党，历来没有定论。
夏衍同志认为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潘汉年，并写在纪念杨度和潘汉年的文章中。
王冶秋同志虽未公开反对此说，但他也著文说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
根据现存的史料，基本上可以确认，潘汉年不是杨度的入党介绍人。
一是杨度的入党时间是在1929年秋天，这时的潘汉年正忙于筹备“左联”
的事情，他作为文化战线上的负责人，很少可能介绍负责收集战略情报的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杨度的关系，是经由陈赓之手介绍给潘汉年的。
而这时的杨度己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持第一种看法的同志认为．杨度南下上海之后，“先是参加了鲁迅、田汉、胡鄂公等所组织的‘自由大同盟’，旋又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接着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
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潘汉年介绍，由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
此说前后矛盾，其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成立于1930年5月21日，杨度入党是在1929年秋天；其二是潘汉年这时和中央特科还没有关系。
但是，王冶秋同志之说是否准确仑尚无史实为证。
然而，我党情报部门为什么如此重视杨度呢？这主要是他的特殊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杨度南下留沪期间，他的同．乡老友章士钊俨然已是上海的第一大律师。
同时，他还受聘于杜月笙的一首席律师。
杜需要章为他撑门面，章也需要杜的帮会势力作后盾，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相处极好，一直保持到杜月笙死于香港。
这时的杜月笙自知于学问无缘，是难以在上层社会中露脸显面的，也难以造就所谓更大的事业。
因此，他需要像章士钊这样的通硕大儒来提高他的身价、地位和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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