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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定国策。
但是，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殷妆耕准备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全国上下掀起了坚决抗日、严惩汉奸的救亡热潮。
就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刺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案。
尤其蒋介石于事后获悉：刺客的枪口原本是对着他的，因他未出席合影，汪精卫做了他的替罪羊之后，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攘外必先安内”
的既定国策，还能行使多长时间？
蒋介石自有聪明之处，那就是随时调整自己的内政外交大计。
他很快醒悟到必须接过抗日救亡的大旗，方能赢得对外―欧美乃至于苏联的支持，对内―举国上下的拥护。
自然，这也要获罪于日本与国内的亲日派。
他为了对外遏制日本的侵略，对内分化、瓦解共产党和红军，遂又想到了苏联。
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名的《八一宣言》。
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委派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并亲自出马和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商。
但是，苏联外交部却严令指示鲍格莫洛夫：“我们赞成蒋介石关于共同合作和互相帮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
同时我们从这个合理的要求出发，支持中国日益高涨的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潮流。”
但是，“我们相信，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当蒋介石因此表示希望苏联政府作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中间人时，可向蒋介石声明，苏联政府没有可能担任或完成这个角色。
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
蒋介石出于国内政局的需要，一边和苏联继续洽商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一边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
而邓文仪只是其中的一条渠道。
邓文仪奉命返回莫斯科，立即同“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俄国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
，进行“相当的联系及恳谈。”
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原在十九路军供职的文职官员胡秋原等人找到了潘汉年，希望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晤。
潘汉年请示过后，奉命和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投石间路式的接触。
据潘汉年的笔记，他和邓文仪的会谈日期似是1月13日晚七。
“会谈中邓一开始即明确提出要见王明，而潘汉年则自称代表王明先与邓接谈”
。
“会谈中邓文仪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国共合作的主张，但双方对两党合作后对日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和粮晌等间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
遂结束了会谈。
王明在听取了潘汉年的汇报之后，决定亲自出面和邓文仪举行会谈―而且一连会谈了好几次。
有关他们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尚未查到原始记录。
只是在苏联研究中苏问题的专家季托夫的著述中有如下记载：
照王明的话说，邓文仪同他进行接触是在1936年1月底或2月初。
第一次会见时，邓文仪说：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被日本的宣传所欺编了。
他们认为，日本不会而且也不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决定不杭日，以便同日本一起首先反对西方强国，然后再对什日本。
邓文仅继续说，然而这个打葬是错误的，日本进攻威胁到中华民族，因此不杭日中国就会灭亡。
其次，邓文仅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他关于中国杭日统一战线的文章以后，决定同中国共产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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