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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联合司令部，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条件是完全保持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战线的一定地段；
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及必要的武器装备和补给；
4，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停止迫害国统区共产党人。
根据中共中央8月1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的要求，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还提出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
这份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主张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文件。”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于9月1日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杭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在我党由“反蒋抗日”
向“逼蒋抗日”
过渡的全过程中，潘汉年是一个方面的重要的经历者，他也为以“逼蒋抗日”
为契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就其常理而言，中央在确立“逼蒋抗日”
的方针过程中，除去张闻天同志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应该征询过潘汉年的意见。
遗憾的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史料。
说到和国民党举行新的一轮谈判，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过。
和以往所不同的是，我方的谈判基调由“反蒋抗日”
，完全变成了“通蒋抗日”
。
也就是在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同一天，潘汉年接到了潜回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指令，并准备动身离开保安。
事隔两日―8月27日，负责国共谈判的另一名我方代表―张子华同志突然回到保安。
在听取了张子华同志的详细汇报后，经中央研究，由周恩来出面和曾养甫或陈立夫举行会谈。
为此，周恩来于8月31日执笔给曾养甫写了如下这封信：
养甫兄：
黄兄带回手札，陈述盛意，此间同志极引为幸。
国难危急如此，昨联合不足以成大举。
弟方数年呼吁，令幸贵方所表同情，复得兄出而襄赞，救亡前途实深利核。
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玉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
承允面叙，机表欢迎。
惟苏区四周，弟等外出不易。
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11＄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
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
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
为懊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靠之密码，至呼号波长一如来约。
凡机密辜，统可电中相商。
晤期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王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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