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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冲的算盘打错了，早在张冲炮制这则伪造“启事”
两个多月以前，即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根据党的决定撤离上海，经福建进入苏区，于12月底到达瑞金。
足见周恩来根本不在上海，这则“启事”
是伪造的。
可是周恩来在国共两党―乃至于全国诸地方实力派、各界社会贤达之中是有着相当影响的领袖人物，必须采取措施，反击国民党这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
而中共中央又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陈云、康生、潘汉年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会”
。
主要承办者是潘汉年。
对此，史家多年之后作了如下的记述：
2月20日，党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
这一传单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著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
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刊登的伍紊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
2月20日……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童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丰一则，目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
……正如陈云同志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广告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问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
使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编。
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党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又二标本》的文章。
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那的造谣……，假借伍紊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接着党还未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措施，以周恩来同志的另一矛1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这一启事公开刊登后，便在党内外进一步澄清了问题。
1932年2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卒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张冲陷害周恩来同志的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他万万不曾想到，三十五年后，江青却把它当作打倒周恩来的一张王牌，前后持续了达七年之久。
在《伍豪启事》案中，毛泽东同志讲了公道话，陈云同志为澄清事实做了专题发言，即使很坏的康生也批道：“这完全是造谣诬蔑。”
遗憾的是，这时的潘汉年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不仅未能替周恩来同志洗冤作证，也未把自己介入这一事件的经过详细地记录下来。
张冲先生不幸于1941年早逝，如他在地下有知，更会对引共产党人为挚友的周恩来同志道一声：“对不起！”
此乃后话略。
“潘汉年和张冲历经多次协商，终于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有名的杭州会谈。
他们二人分别作为蒋、周会谈的助手，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远在陕北．延安的周恩来接到蒋介石的秘密邀请之后，遂经潘汉年和张冲共同安排好的路线，提前赶到上海，下榻四川路新亚酒店。
他首先向潘汉年了解了杭州会谈的议程和详细内容，接着他又取出随身带来的中央书记处提出的十五条意见，郑重地说：
“汉年同志，请把这份文件先交给蒋夫人，然后再由她转交给蒋先生。”
潘汉年清楚周恩来如此而为的缘由是：一，宋美龄是亲美反日派，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由她转交我党的意见，对谈判会产生积极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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