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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宋庆龄、沈钧儒等著名爱国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向他们不断传递着中共的信息，同时从他们那里获得各种支持；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入狱后，他曾经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
“他在王稼祥、贺诚途经上海准备去苏联治病时，亲自安排周文和郑育之为他们做好掩护，负责安全工作，直到王、贺安全离开上海；
“他听说在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同志那里发现有方志敏烈士的诗稿和给中央的信件时，亲自带着照相机到那位同志处将诗稿和信件逐页拍摄下来，并将底片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使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得以流传至今；
“他关心并积极支持东北抗日联军设在上海的办事处的工作，直接和办事处负声人董麟阁、李廷禄保持经常的联系，介绍他们和救国会的负责人接触，帮助他们做好社会宣传工作，以扩大东北抗联在上海的影响。”
正当国共两党为实现第二次合作受到梗阻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在北平挑起了“七七”
芦沟桥事变。
旋即，又于8月13日大举入侵上海，一场大规模的全民族的抗战终于爆发了！
蒋介石迫于举国上下一致抗战的压力，又历经与共产党人第二次庐山会谈、两次南京会谈，双方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
表示国共双方“皆以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
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
国共双方都表示了合作抗日的意愿，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形成。
潘汉年自1936年1月在莫斯科受命和邓文仪接触始，到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止，前后为之奔波、奋斗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
在此漫长而又艰难的谈判中，他终于感悟到了这样一个道理：
历史自有自己的运行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聪明的政治家，能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步子，跟上时在变化的历史运行轨迹；而笨拙的政治家，总是被动地、不得已地去适应历史运行的轨迹。
他―潘汉年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是属于前者；蒋介石和陈立夫等人则属于后者。
至于像汪精卫之流，是一伙逆历史运行轨迹而动的顽固派，必然被送进历史垃圾堆里！
当笔者驻笔回首潘汉年所经历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崇敬感打心底油然生起。
我在这种圣洁的崇敬感的支配下，又禁不住地想起了1963年．l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说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就“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
。
请问：根据是什么呢？我茫然没有答案……至到笔者再想起《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潘汉年“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
根本不存在的时候，我这种圣洁的崇敬感越发地觉得圣洁和祟敬了！
啊！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发生在我们党的一段不该发生的悲居IJ历史……。
随着全民族的抗战爆发，潘汉年也就完满地结束了国共和谈的使命。
旋即，他又受命组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并出任办
174事处主任。
从此，他的身份由秘密转为公开，在史无前例的抗日战争中为党、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在上海沦陷的前夕、潘汉年又受命把宋庆龄、何香凝、沈钧濡、邹韬奋等知名的爱国人士撤退到香港。
而他自己却是在上海变成孤岛之后，才和夏衍一起撤离上海，乘坐一艘法国大邮轮向香港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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