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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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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以后，很快就变成远东有名的自由港。
随着欧美诸国以及日本的经济渗透和竞争，它一直是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
因此，它就像是上海的租界地一样，也很自然地变成了中国各种政洽力量进行角逐的重要活动场所。
“七·七”
芦沟桥事变一声炮响，中国沿海的主要城市相继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使欧美诸国在华利益受到了严重打击。
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又变成了世界两大敌对的政．治势力进行角逐的场所。
因此，在这非常时期，英国、日本，共产党、国民党，都很自然地把香港变成了各种情报―尤其是战略情报的来源地。
当然，这也是潘汉年和对手进行情报战的主要舞台。
潘汉年作为中共在香港负责情报工作的总指挥，他清醒地认识到，而今在香港进行情报工作，远非当年在上海所能比拟。
那时情报工作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特务和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而情报工作的重点，主要是为发展中共组织，为保卫中共领导机关的安全服务，为各根据地的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提供决策的依据。
今天情报工作的主要对手是日本以及即将建立的汪伪政权。
而昔日的对手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已经降为次要的矛盾，恰如其分地处理好既联合又斗争，既互为对手又有条件地协调对敌，就必然地增加了情报工作的难度。
为了向中共中央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潘汉年首先建立了精干的情报网系和活动据点。
据史记载。
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又路军驻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是当时最为精干、最有成效的情报班子。
由李少石同志负责，下面有连贯、柯麟、徐明诚等人进行情报工作。
由于李少石等同志和国民党上层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战略情报的搜集任务；
二，东北抗联驻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由董麟阁负责。
董受东北抗日将领李杜领导，而潘汉年和李杜远在上海就过从甚密，并有着横向的情报关系。
在香港期间，潘汉年指示李少石和董麟阁进行单线联系，互通有无，扩大了情报的来源；
三，苏联派驻香港的情报点，由朱伯生负责，其雇用的主要情报人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人。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苏联搜集国际情报资料。
由于当时中共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加之双方的情报人员比较熟悉，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定期交换情报，秘密进行横向合作。
潘汉年和董慧见面不久，“延安中社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
潘汉年从组织上将上述三个情报点纳入建制以外，又从廖承志处调来张唯一同志，负责华南情报局的内勤和机要，相当干秘书长的职务。
不久，在张唯一的直接领导下，又建立了一个包括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报班子。
以此为核心，逐渐把情报工作的触角深入到香港各个阶层。
正当潘汉年继续扩大在港的情报网系的时候，延安中社部又指示他“着手建立上海的情报工作据点，并逐渐拓展为一个敌后的情报网络，积极开展工作”
。
对此，潘汉年虽然已经有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并提前向董慧同志做了具体的布置，但他没有想到最近几天以来，“延安方面已经一再指示，要加紧搜集敌伪方面的情报。”
潘汉年知道，香港虽然号称“孤岛天堂”
，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可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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