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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为了偷生，当即叛变自首。
作为晋见礼，也供出了一些人事关系。
使著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捕入狱，夏衍同志也险些落入敌手。
袁殊因和吴惺亚交情素笃，加之军统方面也不愿得罪日本人，遂于1936年获释，旋即再次去日本留学，并继续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正当潘汉年协助周恩来同志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举行杭州秘密会谈的前后，袁殊又回到了上海。
袁为其未来的政治出路计，他一方面和吴惺亚继续保持关系，一方面又分别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
为了表示悔过之心，他把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潘汉年。
为了窥探中共对他的态度，又情绪沮丧地对潘汉年说：
“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军统吴怪亚有联系，另方面和本驻二海领事馆也有联系。”
潘汉年自然清楚袁殊说这番话的用意：希望中共能凉解他的过失，重新给他一个为革命作的机会。
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口开故的前夕，用好袁殊这类特殊的情报人员姑十分必要的。
所以，他同意恢复袁殊的情报关系，并指示说：
“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
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他多向服务的情报身份。
和昔日不同的是：那时他的脚是踏在共产党的一边，两只手伸向四面八方；而今他失掉了脚基，只有伸向四面八方的两只手了，
潘汉年回到延安以后，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了袁殊的情况，并专门研究了如何争取袁殊为我所用的问题。
这时中央社会部部长是康生，他在中央特科时代也认识袁殊。
潘、康等人一致认为：可以利用袁殊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但“至于能够利用到什么程度，要看以后我们的工作和他们自己的态度而定。”
潘汉年返回香港以后，袁殊很快获悉了这一情报。
他利用到香港参加由戴笠召开军统情报工作会议之机，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当面向潘汇报了日伪、军统等方面的情况。
潘汉年在动身赴上海之际，把起用袁殊的设想报告了上级，同时也征询了在情报战线上的老战友，特别是和袁殊相当熟悉的夏衍同志的意见。
夏衍深知袁殊的为人，也清楚潘汉年感情色彩太重，又容易轻信的性格弱点，当面建议潘汉年不要用袁。
但是，潘汉年没有接受夏衍的建议。
潘汉年为什么敢于使用袁殊呢？其一，他认为“我们有敌人所没有的政治优势；真理与正义在我们方面”
，“我们既可以用实际的利害关系去动摇那些可能成为‘两面分子’的人物，还可以用民族大义和人民愿望去感召一些良知尚未泯灭殆尽的人物。”
另外，他当年在中央特科曾经积累过这方面的经验，自视能把握住袁殊；其二，袁殊虽在1935年被捕自首过，“但按照党的政策和策略，对袁殊这样的人应当努力争取过来归我所用；袁殊同各方面都有联系，他又主动提出来要为革命效力，就没有理由不用他。”
潘汉年为了准确地使用袁殊，又通过其他的情报渠道，对“岩井公馆”
的上人岩井英一做了如下的了解：
岩井英一旱年修业于日本同文书院，以文职身份在中国搞政治情报活动。
抗战爆发之前，他升任为日本驻成都领事馆的领事。
抗战爆发以后，上海遂成为诸方情报人员角逐的战场，岩井英一奉命调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主管对华的情报工作。
他是日本外务省系统的老人，在中国有各种类型的朋友，还善于和某些左派人士接近，真可谓是一个“活动能力一强，很有个性，对人彬彬有礼”
的中国通。
他为了便于工作，在领事馆外设“岩井公馆”
。
事实上就是他的情报机关。
“岩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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