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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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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潘汉年所谓“违犯纪律”
的风波，就这样经中央出面暂时平息了。
对此，忠厚的董慧虽然理解潘汉年的处境和心态，但她总认为没有把所谓南京之行向毛泽东同志说清楚是不妥的。
潘汉年为了表白自己的心境，只重复了他在淮南根据地写给董慧的一封信中所持的观点：
大丈夫不能投机，更不能取巧，自以为是更为下贱。
我熟思一切，我发现了我确有特性，决柞常人所能了解。
我的长处不在做什么大事，而在发掘人们脆不注意的东西。
换言之，我有灵敏的感觉，而无泼辣之手腕；我有高人一等的辫别知识，而乏驾驭旁人之野心。
因此，我只能多用我的智慧，不善运用手腕。
事后追论，潘汉年这番颇自负的言词，是比较客观、准确地评价了自己。
但是，他对自己的弱点―或言之为悲剧性格的剖析，就显得远远的不够了。
特定的家庭环境以及中国的大社会背景，使得他这位文弱书生聪明有余，魄力不足，遇事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甚至委屈求全，一旦遇1：大的政治风浪，他这艘人生之船就难免不被大风大浪吞没了！
七大就要召开了，各小组开始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
潘汉年依然是书生气十足，凭着党性直言饶漱石在华中局有欺人、弄权、虚伪等毛病。
他又不曾想到，在延安也有打小报告的好事之徒，把他的某些意见片面地汇报了上去。
结果是说潘汉年继续犯“自由主义”
，破坏领导的威信，影响了党的团结。
一名共产党员，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坦腹陈述自己的意见，是党的章程赋予的权力；对某位党的干部―乃至于党中央主席提出批评，也是党的章程赋予的义务。
但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违反党内民主作风的习俗：上级就是党自然，服从上级也就是服从党。
这点，在潘汉年的思想深处可谓是根深蒂固的。
另一方面，潘汉年“会见汪精卫”
这块“心病”
未除，仍心有余悸，他那种知识分子脆弱性的缺点又暴露无遗，当即委屈求全，检讨错误。
并“说像自己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蒙被推选为下一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是不相宜的，主动要求华中代表团撤回对他的提名。”
这样，潘汉年就失去了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机遇。
七大对巾国革命而言，无疑是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对潘汉年的人生道路来说，的确应另当别论了！
他和董慧来延安时的喜悦之情日渐淡薄，他就像是当时受到中央领导批评的干部那样，时时在进行着虔诚的自我忏悔。
结果，又在他那明亮的心湖中投下了一片阴影！
七大结束之后，中央曾提议潘汉年担任拟议中的解放区代表会议的秘书长。
刚刚受到政治打击而过份压抑的潘汉年进行了反省，认为自己战斗的天地不是在延安，遂谢绝了中央的信任。
在今天看来，潘汉年的这一借口有一半是真的，因为他一生的主要的革命生涯是在敌占区的大城市，他的主要对手是敌对营垒中的特务，在这条战线上工作驾轻就熟，功勋硕然。
但还有一半原因是他难以启齿的，那就是他在华中局和延安的生活中，节节打了几个败仗，自己反省的结果是：“我有灵敏的感觉，而无泼辣之手腕；我有高人一等的辨别知识，而乏驾驭旁人之野心。”
把话说白了，潘汉年认为自己有战胜敌人的智慧，没有和自己同事进行较量的野心和手腕。
这也就是他自己说的：“我只能多用我的智慧，不善运用手腕”
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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