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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在香港的潘汉年，协助党中央从“原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一批优秀领导干部”
中，选定了许涤新”
、夏衍等同志。
许涤新同志是我党著名的经济学家。
他和潘汉年神交已久，但他们第一次见面却“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
从此，他们二人有分有合，为党的事业奋斗着。
1946年11月初，他们二人相继撤退到香港，一起并肩战斗，再也没有分开过。
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了。
有一天，他们二人在九龙弥敦道方方1司志处开完会后，一道乘轮渡到香港。
他们坐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潘问许：
“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
“由中央决定吧。”
许涤新答说。
，
“你已经干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
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
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
诚如许涤新回忆的那样：“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
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
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和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香港―尤其是潘汉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战斗过两年半的香港，是他作为职业革命家一生之中为党工作成绩卓著、且又心情非常舒畅的一个历史阶段。
同时，也是他和董慧相敬如宾，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最为幸福的时期。
他们以董慧的家庭为依托，在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开拓党的情报事业，这对长年和可亲可敬的母亲难以晤面的潘汉年而言，不但结束了许玉文带给他的·爱情痛苦，而且还饱尝了我国传统的天伦亲情。
潘汉年敬重董慧的父母甘为中国解放所付出的牺牲精神；而董慧的父母又以有潘汉年这样的乘龙快婿而自豪。
但是，“汉年是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室搞什么好处的。”
自然，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也并非全都尽如人意，他愉悦的精神深处更不是没有半点不随心的事。
仅就他的工作派头来说吧，就曾遭到某些具有左倾思想的人的非难。
事后，许涤新同志曾经感慨万端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层统战工作……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
。
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
在香港搞上层工作，如果不‘西装革履”
，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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