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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三人想到此行将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教海，接受毛泽东同志交给的新的革命任务，心情就越发地激动了！
他们觉得这般轮船行速是这样的慢！
潘汉年一行自4月28日离港，至5月4日傍晚驶抵塘沽，一共在大海上航行了七个昼夜．由北平特意赶来的．冯兹同志把潘汉年一行带到海关俱乐部，吃过晚饭后，就近在一家破旧的招待所住了一夜。
翌日清晨，乘汽车穿过崎岖不平―留有战争伤痕的公路驶抵天津，住在睦南路的原美军招待所。
次日，乘火车到达决定改名的北平―北京。
下了火车，冯铱同志径直把潘汉年一行带到了弓弦胡同十五号李克农同志的住处。
一见面，李克农就和潘汉年、许涤新、夏衍三位老战友紧紧握手，坐下来，就大谈他三次到北平的不同处境：
“第一次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我是化了装，小心翼翼进入北平的；第二次是在1945年冬到1946年夏，我是以军调部的中共代表的资格，进入北平的，那时候我同国民党人员几乎是天天见面，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第三次就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我就是以主人翁的资格进入北平的。
革命在前进，局势在改变，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对此，潘汉年更是感慨系之，诚如前文所记；潘汉年第一次光顾北京是在1925年夏天，送他表妹到北京读书，留下了美好的初恋印象；第二次到北平是在1944年11月，他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北平中转，因未和接头人联系上，匆匆南返上海，走另外一条交通线安抵延安；第三次到北平是1946年，那是因为他和董慧在沈阳无法立足，来北平军调部找李克农同志联系工作的；这次和许涤新、夏衍由香港来北平，是听取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接管即将解放的上海的意见的。
这对一个从事情报工作―常年在地下伺敌人周旋、战斗的同志而言，从此由隐蔽转为公开―一并以主人翁的身份领导人民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其兴奋的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潘汉年一行在李公馆过了一夜。
次日，李维汉和廖承志等同志接踵而至，老友相见―应该说是胜利重逢，自然想谈甚欢！
当他们见潘汉年一行从香港带来的芒果，大叫“好东西！”
笑嘻嘻地各自把芒果装进口袋而去。
第二天，潘汉年一行离开弓弦胡同李公馆，搬进北京饭店三楼。
潘汉年住的是三0三号房间，许涤新和夏衍住在隔壁，可能是三0四房间。
潘汉年是他们三人的头头，肩负着和中央的联系。
对此，夏衍在《徽寻旧梦录》中所说：“过了一天，汉年就初步拟定了一个日程。”
至于今后活动的详情，许涤新记入遗著《艳阳照方地》中。
为惜墨存史―并征得许涤新的亲属的同意，现摘抄如下：
记不起是哪一天（大约是9日）的傍晚，我在北京饭店三楼三0四室看完日报之后，正在沙发上休息，忽然床头的电话响了。
汉年通知我：“总司令今晚要请我们吃饭，你马上过来；至于老夏，我已派车去接他了。”
我到老潘的房子时，克农同志已在旁，接着总司令就来了……他一进门，汉年给我们介绍，他就用相当浓重的四川．音，慈祥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因为你们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南方局向中央的工作报告中，也经常提到你们。
你们在白区奋斗，是辛苦了；现在全国快要解放。
更需要你们继续努力。”
他在北京饭店请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
总司令对人很和霭，从他的举止．看不出他就是名震全球、叱咤风云、指挥百万大军的伟大名将。
席间大家并不构束，而是谈笑风生，特别是克农同志，说了不少笑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11日晨，恩来同志的秘书通知我们三人到当时设在后圈恩寺胡同的华北局，列席会议。
这次华北局的会议是由恩来同志主持的，主题是听取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对资本主义工业的调查报告和对几个大资本家的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
在少奇同志讲话之前，恩来同志叫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工作的情况；夏衍同志做了一些补充。
恩来同志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说：“我们在港的资金不多，不能大数蚤的进货，因而展不开广他把我的“大数全”
三个字，听成“打苏联”
。
他大笑起来问我：“为什么要‘打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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