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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细节就连今天杭州市的文物部门都不清楚，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过费佩德当时所拍摄的照片。
如果他们手头有这些照片的话，那么最近刚刚新修的灵隐寺山门的景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类似这样的细节还有文澜阁牌坊，原牌坊匾额上的四个大字为“光华复旦”
，而如今杭州市园文局修复后的牌坊匾额题词变成了“复旦光华”
。
费佩德的相机镜头并不总是只对着西湖周边的美丽湖山和古老建筑，相形之下，他似乎更加关注那些并不知名，但却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一些地方。
他在城隍山上拍摄过一张人们在城隍庙里通过“扶乩”
，或用一种心形乩板，来给自己算命的照片。
在《教务杂志》上他还曾经发表一篇介绍杭州东岳庙阎罗殿的文章，那个阎罗殿是一个外地人出资在杭州修建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卖门票挣钱。
费佩德并没有像别的传教士那样，对于佛教和道教的东西简单地斥责为迷信和垃圾而不屑一顾。
相反，他用相机详细地拍摄下了道教有关十八层地狱的完整概念，各位阎罗王及其手下黑白无常和牛头马面的形状和打扮，以及冤魂在地狱里饱受煎熬的场景。
他甚至还记录下了道观里的牌匾和对联，这些东西在现代人看来，已经成为了有关中国传统宗教和杭州人文底蕴的一份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即使是在拍摄旅游景点时，费佩德也更为关注那些具有浓重人文历史内涵的东西。
例如他系统地记录了1910年前后灵隐寺大雄宝殿的重建过程，以及大雄宝殿内如来佛等新旧菩萨的前后对比。
他甚至还记录了当时用来重修灵隐寺的大部分木材都是进口的美国俄勒冈州红松。
大雄宝殿的左边是五百罗汉堂，堂中有一个罗汉模样颇似欧洲人，曾被认为是马可波罗。
每当有外国人来到灵隐，和尚就会领着他们前去观看。
清末民初的时候，有人还用中文在罗汉身上写下了“马可波罗”
的字样，后者大约是在1280年前后来过杭州的。
对于此事费佩德还专门进行过研究，他仔细对照了释迦牟尼手下五百罗汉的名单，并得出结论，该罗汉名为达摩波罗，来自印度的南部，在五百罗汉名单上列于第二十五位。
达摩于公元526年乘船来到广州，后成为禅宗的祖师爷。
费佩德还对天台寺等其他寺庙的五百罗汉的名单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终于确认马可波罗并非五百罗汉之一。
（2）
灵隐寺中民间艺人创作的白蛇娘娘的雕塑（费佩德摄）
依涧而建的灵隐冷泉亭。
冷泉亭建于唐代，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曾任杭州刺史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冷泉亭记一文，对该亭有极高评价：“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就寺则冷泉亭为甲”
。
费佩德的这张冷泉亭照片，是在冬天拍摄的，冷泉亭的屋檐上堆满了白雪，今天来看这张冷泉亭风景照仍堪称经典。
（费佩德摄）
灵隐寺后面的一条山路，一个撑着破雨伞的路人正朝山顶攀登。
路的左面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后面隐约可见灵隐寺的大雄宝殿。
（费佩德摄）
费佩德还系统拍摄了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和杭州城内的运河照片，其中包括当时运河上的翻坝、海关、各种船只、养鸭场，等等。
然而他最关注的莫过于生活在运河两岸的人们。
从他拍摄的众多杭州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杭州各阶层的人民，其中包括在运河边洗衣、淘米的妇女，在学校上学的小孩，在郊区踏水车、耕田和用竹篓在水田里捉鱼的农民，在钱塘江边烧石灰的男子，在江边泥泞的滩涂上赶着牛车把渡船上的旅客接到岸上的老人，在运河中执勤的水警和海关关员，在各个寺庙里烧香的香客，当然也有各个寺庙和道观的和尚、道士。
根据费佩德女儿在其回忆录中的描写，1917年前后，费佩德一家陪客人到灵隐寺游玩时，身为当时之江大学神学教授的费佩德跟灵隐寺的高僧太虚法师交上了朋友，两人后来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和宗教问题，以及基督教和佛教在教义上的异同点。
他与太虚法师的交往影响深远，就连从欧洲远道而来的一些基督教人士也纷纷赶到杭州的灵隐寺来拜见这位鼎鼎大名的太虚法师。
太虚法师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作为一名佛教徒，却对基督教的圣经了如指掌，曾经遍游英、法、德、比等欧洲国家，在宣讲佛学的同时，也到处参观各地的大教堂和修道院，直接跟基督教的宗教人士进行交流和沟通，以自己的渊博知识和豁达胸怀赢得了西方宗教界人士和在华传教士的普遍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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