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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对于孙坚从井中得到传国玉玺一事，裴松之已作了考证认为是假的，而且再好的玉石也不会在井口形成五色雾气。
这不过是孙坚散布舆论，以表明自己是天命所归而已。
然而，这个记载也透露了井中可藏宝物这一当时应视为合理、常态的现象。
再以后，南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在隋兵杀进建康的危急情况下，推说“吾自有计”
，竟然带着爱妃躲进了景阳殿侧的枯井中，“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
（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
无疑，在后主心中，认定枯井是躲避刀兵的理想藏所。
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那位长沙郡文献主司，面临国家政令、当道者的突然变改，自感地远人卑，觉得把握不定。
对于吕壹，对于典校，他当然难免误断和迷惘，但值得肯定的是，枯井藏简体现了一个职业文献主管者的职业道德和人格闪光。
事实证明，枯井藏简获得了大成功，他将一个王朝的灿烂，深埋于一口黑暗的枯井之中，千年长梦，竟是为了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光明！
简册是继结绳、甲骨、钟鼎之后中国最早的图书形式。
简是用来书写文字的竹条或木条，将许多简用绳子按一定的方法编结则叫册。
以简的质地言，竹简多用于南方，木简则多用于北方。
《商书·多士》中周公对后人训词云：“唯殷先人，有册有典。”
简册从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就出现了，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以纸代简。
其间，中国图书史上的简册时代延续了一千六百余年。
不过，我直到现在也想不透：西汉马王堆墓中早就出现了大量帛书，长沙又是东汉纸圣蔡伦的故乡，为什么到了三国末期长沙郡记事还用简牍呢？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好像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也许当时简册文化与新兴的纸帛文化已并存，但作为官方办公，仍采用保守的传统方法吧。
神秘，迷蒙，注家蜂起，歧义纷呈，才得胜解，旋又生疑。
这是考古的魅力所在，也是诗的魅力所在。
从来考古即是诗！
将谜底留给智者，我只是庆幸走马楼枯井留下了宏伟壮丽的简册文化。
因纸与帛快速而广泛地为世人采用，至孙吴末年简牍应用已进入衰落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沙郡文献主司者埋葬了一个简册文化时代。
据整理者说，部分简牍记录了长沙郡的户籍情况，其中当然包括了尊居郡宰、卑微布衣、侠骨赤胆、博学青衫、蝇营狗苟、豪壮奇崛、脂腻粉渍的各色人等。
现在离孙吴长沙户籍的原始状态越来越远，而长沙人繁衍得却越来越多，市区人口已经突破三百万了。
然而，某些作为拥有甲骨文化、钟鼎文化、简册文化和纸帛文化甚至网络文化的民族后人，有时竟然不能珍视文化，珍视书籍，珍视文献，这是很可悲的事，起码有愧于孙吴那位埋简的文献主司。
走马楼吴井的千年长梦，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保护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无疑，这种悲怆和神圣是美的，而对美的祭奠，又是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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