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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朓《听妓》），是不甘于古佛青灯、布衣蔬食、禅坐诵经的。
而《维摩诘经·弟子品》借舍利弗的口说：往昔时候，我曾在林中清静处静坐，修习在一棵树下。
这时，维摩诘走来对我说：“嗨，舍利弗，不要认定你这样才是静坐。
所谓静坐，不就是不在三界之中表现打坐的姿势，也不在心中生出打坐的意念吗？只要不舍弃佛道的精神，能够道俗一观，立身处事表现得与凡夫无异，也就是静坐了。”
《维摩诘经》委婉地否定了在森林幽谷中禅坐苦修的方式，提出了“宴坐”
，即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静坐，只要不显露自己的身与心就行的新方式，从而改变了过去印度瑜伽与禅一定要把身心系在某一固定坚实对象上的机械方式，使禅定行卧自由，变得舒适多了。
维摩居士更一改早期佛教经院学究式刻板枯燥、令人昏昏欲睡的谈经演法，代之以随机应变、妙语连珠的应答艺术。
这种表现悟性的对话艺术与清谈融合，对士大夫尤其是富有艺术修养的文人很有**力。
于是，他们东施效颦，学着维摩诘那“清羸示病”
的模样和那侃侃议论的风度，一拥而上，走维摩居士的道路，企图花天酒地地走到西方乐土。
有些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的佛像雕塑是魏晋风度的体现，认为云冈佛像的面貌恰好是地上君主的忠实写照，连脸上脚上的痣也相吻合。
《魏书·释老志》记载了一桩奇闻：“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
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
我以为，佛画佛雕自然是人间形体、面相、神情的写照，也自然体现了时代的风貌，这当然是“君权神授”
的最好证明。
依他们看来，魏晋风度是因，佛像形貌是果。
但是，维摩诘与魏晋风度，特别是与魏晋六朝病态的仪表美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恰恰相反：维摩是因，魏晋六朝士人仪表美的追求是果。
《维摩诘经》在三国吴已有支谦译本，梵本当流行更早。
据玄奘《大唐西域记》七记载，在古老的印度，早就有维摩诘的遗迹和传说。
不是魏晋六朝士人赋予了维摩诘以清瘦的病躯、玄妙的辩才、鲜美的衣食、**靡的生活，而是这位在家居士的固有的种种外在、内在的特点激起了魏晋六朝士人无限的爱慕和崇拜，激起了他们“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的共鸣，激起了他们“昼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的纵乐、堕落。
同时，他的“称病”
引起了整整一代文士的“无病呻吟”
，使得他们在仪表上效仿“清羸示病之容”
，形成了一代仪表美的标准。
十年前，笔者曾西游印度，在古乐缭绕的巍峨寺庙踯躅流连，我想找到一尊维摩的塑像，或是一点关于维摩的书籍、画图，乃至于关于维摩的流传口耳的只言片语，结果是大失所望。
看来他的家乡已经彻底忘记了他。
而他在魏晋六朝的华夏大地，却曾是何等疯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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