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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事变中，王导的态度虽较隐晦，还每天率子侄到殿前待罪，但其内心是偏袒王敦的。
后来，尽管王敦兵败被诛，但由于王导居中协调，王氏家族的势头虽被抑制，但根基未受到根本破坏，其地位也得以维持。
以王氏为榜样，江南文化士族子弟都极为珍视、竭力护持家族的势力，将其视为高贵血统的象征和标记。
他们认为，自己的名士家风、文采风流是世世代代形成的，而不是哪一个皇帝加封的。
因此，对于两晋南朝频繁的改朝换代和帝王陵替，他们以老庄的超然心态漠然处之，认为不过是“将一家物与一家”
，无动于衷。
他们关心的是家族的延续，而不是朝廷的兴衰。
所以，后世有些人曾戏言，在江南文化士族子弟中，要找到三五个忠臣不易，要找到三五打孝子不难！
国难当头，需要披挂上马到江淮鏖兵时，王谢的子孙不是考虑到国家的需要，而是想到家族的荣誉。
如果仗打赢了，他们固然为家族增添了光彩；如果仗打输了，江山易色，乌衣子弟一样地可以吟风弄月，啸傲东山，自然会有新主来致礼诚邀，文采风流一样可以演绎下去。
其三，王导首创的江南文化士族一般强调文化传家，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重文轻武。
这一点与以前中原士族注重做官和土著的江南士族注重积财迥然不同。
《南齐书·王僧虔传》说王僧虔写诫子书，比较系统地说明读书的作用和王氏的治学传统。
他说，有的人贵为三公，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相反，布衣寒素之人，卿相倒很尊敬他。
有的父子贵贱悬殊，兄弟名声大相径庭。
何以会有贵而无闻，贫而名显呢？何以父子兄弟地位迥异呢？原因就在于读不读书。
《南史·王筠传》说王筠要求弟子“仰观堂构，思各努力”
，认为有文化，代代有文章传世，才是王氏的家风。
江南文化士族大都重视家学教育，家族的学术传授也很普遍。
如王融的母亲是临川太守谢惠宣的女儿，性敦敏，从小教王融书学；何承天的母亲是徐广的姐姐，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
；顾越“家传儒学，并专门教授”
。
另外，从一些流传的家诫、家训类的文章，也可看到江南文化士族的特点，如徐勉的《诫子书》、王筠的《与诸儿书》、萧纲的《诫当阳公大心书》、颜延之的《庭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对子女进行正面的教育，被后人视为家教的规范，在人才的成长、培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导首创的江南文化士族，应该是历史学、社会学、谱学和人类学十分重视的对象，可惜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从中国历史看，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还没有哪一个时期像魏晋六朝那样出现过文化士族；从中国现在任何一个区域看，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还没有哪一个区域能够像江南那样曾经生活过如此集中、悠久、庞大的文化士族群。
永嘉年间中原大乱，江南呈偏安之势，有了那么一大批北来的士族，再加上江南原有的士族，那就蔚为大观了。
最著名的有王、谢、顾、陆、沈、张、袁、徐、何、江、庾等十几个姓氏，他们子弟中思想学术、文化艺术人才荟萃，名家辈出，构成了魏晋六朝江南天宇上灿烂的星空。
江南历代人文之盛，是与这些强大的文化士族的存在分不开的。
诚如杜佑在叙述江南地域文化时所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
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文化士族的精神基因在发挥作用，江南文化士族也永远是江南文人的光荣的梦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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