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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春秋谷梁传集解》的作者范宁就说：“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魑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
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
《傅子》的作者傅玄也上疏晋武帝，力陈清谈是“虚无放诞之论”
。
到了刘勰写作《文心》的齐梁之世，对清谈的鄙夷，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儒生中，已占上风。
对于扪虱挥麈之徒，士人们不再是热情地欣赏，而代之以冷峻地批判。
干宝《晋书·总论》中就对“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
的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也说：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
……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
据说，清谈家王衍将被石勒所杀，临刑时对人说：“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
桓温入洛时，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望中原，曾慨叹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并把清谈误国的名士斥为“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
平心而论，南朝封建王朝频繁地更换，是封建统治者残酷的争夺所致，“清谈误国”
的提法是不妥当的。
但是，“清谈误国”
论已深深铭刻于齐梁儒生头脑中。
他们不加分析地对清谈一概否定，即使自己曾经受益于斯。
刘勰就是如此。
综观刘勰的一生，在他的前期，既依僧佑读书十余年，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自认为是孔子的信徒，连做梦都跟着孔丘走，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在他的头脑中相互斗争着。
而他写作《文心雕龙》时，正是他入世思想占上风的时期。
《序志》云：“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
所以才转而论文。
《文心雕龙》站在儒家立场上立论，其理论根据和评文标准，多依儒家经典。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勰当然对清谈给予自己的营养讳莫如深。
因为活泼泼的辩论、离经叛道的谈话，对于一个儒学信徒来说，无异是一种亵渎。
应该说，清谈对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无论是在资料的掌握、理论的阐发、作品的分析、作家的品评诸方面，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
清谈和前所叙及的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三种形式的、积淀着不同的时代内容的理论基础，仔细分辨它们，对它们进行深入探讨，对于理解和评价刘勰及《文心雕龙》，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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