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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家都谈过之后，谢安则向支道林粗略发难，他“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
。
的确，青年谢安相貌俊雅，神情深沉，思路敏捷，风度潇洒，是清谈名胜，工诗文，擅行书，很快就名动江南，成了时人追捧的偶像。
然而，时尚的偶像难免染上时人的通病，在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由隐入仕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隐居南阳卧龙岗时，“好为《梁父吟》”
“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三国志·诸葛亮传》），终为刘备所赏识。
刘备三顾茅庐时，在著名的《隆中对》中，诸葛亮精辟地纵论天下大势，定出鼎足三分的策略，划定了三国时期基本的政治格局。
以后，又运用他纵横捭阖的才智，建立了盖世的功业。
然而，东晋士人们不注意诸葛亮的粗茶淡饭、躬耕陇亩，也不折服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神人共泣的对蜀汉的忠诚，而只是将他的隐与仕，看作人生的手段与目的。
这样一来，相当一部分士人就以隐居为养望，为蓄势，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们风花雪月，尽情享受人生，不顾社稷安危；故作清高而生活空虚腐朽；沽名钓誉，借以抬高身价；做官的时机一旦成熟，却又扭捏作态，装扮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这样假隐居之士、真名利之徒的嘴脸，在稍后的南朝文士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中就淋漓尽致地加以了讥讽和揭露，“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荫，白云谁侣？”
此处且不赘述。
谢安瞄准了会稽东山，作为自己隐居蓄势之地。
当时的会稽郡，包括现在的杭州、绍兴、宁波一带，此地山水绝佳。
著名画家顾恺之以艺术家的眼光考究一番后，回京后叹为观止：“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
（《世说·言语》）书法家王献之从会稽过，亦称：“从山**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世说·言语》）会稽的首府是山阴（今绍兴），东山则在山阴东南，此地林木繁茂，清泉蜿蜒，波光粼粼的曹娥江从山前流过，景色幽美。
不管当时北敌压境，庙堂风雨，谢安“与王羲之及高阳许珣、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
（《晋书·谢安传》）。
他在东山还养有绝色的家妓，整天莺歌燕舞，鬓影衣香，不知胡然为天胡然为地。
诚如李白诗云：“谢公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
昔人还绘有《东山携妓图》以纪其盛。
无疑，这种名士风流是颇令后世的封建文人神往的。
李白、苏轼、辛弃疾这些旷代才人都为此写了很多赞美诗篇，王安石甚至在走访谢安遗迹半山谢安墩后，颇为荣幸地写了一首《争墩》诗说：“我名君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向前代政治家，一寄千古渴慕。
关于谢安高卧东山的优游岁月，《世说》中记述有许多的片断。
《世说·雅量》说，有一次，谢安与孙绰、王羲之诸人舟游海上，时值浪涌风起，大家都要回船靠岸。
这时谢安却“貌闲意悦”
，只顾吟啸，命舟子继续往前驶船。
愈往前划，愈浪涛汹涌，小船颠簸不止，孙、王诸人惊恐万状，“皆喧动不坐”
。
谢安见了，轻轻一笑说：“你们这样害怕，那就驶回岸边去吧！”
众人如遇大赦一样，赶忙呼叫回船。
通过这一次海上遇险，谢安博得了“足以镇安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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