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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琨感动晋人的事迹当然是孤悬北方的抗战，桓温的渴慕应该也不排除企望抗击匈奴，建立战功。
事实上，桓温一生的事功毁誉正是建立在三次北伐上。
可以说，北伐左右了永和政局，而桓温则总揽了这段时期的北伐之任。
诚如史家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所指出，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
司马昱、殷浩的中枢秉权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夙有盛名但并无经纶世务的才力。
上游桓温虽自成体系，手握重兵，但也亟须乘时立功以增声望，才能在与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动地位。
相持的双方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就是抢夺北伐旗帜。
显然，司马昱和殷浩远非桓温的对手。
永和五年（349）四月，后赵主石虎死去，来自北方的压力骤减。
大量北方士民越过黄河南迁，依附晋朝。
六月，桓温即引兵出江陵，佯言北伐。
虚弱的朝廷不愿让桓温立功，举止失措，立即命褚太后的父亲褚裒自京口抢先出师北伐，以拒桓温的出兵要求。
但褚裒实在不争气，旋即败归，惭愤而死，使桓温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
只是可怜渡黄河南迁的百姓二十多万人没有人接应，陷入了绝境，被胡骑追杀殆尽。
如果以为桓温是一个以北伐为务的热血儿郎，那就未免天真幼稚。
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晋书·司马勋传》就记载了其间发生的一桩事件，实则也是一次小规模的北伐。
因石虎死去，后赵雍州豪杰想恢复晋土，约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率众入关。
于是，永和五年九月，司马勋率兵出骆谷，兵锋距长安只有二百里，当时长安远郊人民多杀后赵守令以呼应。
然而，由于孤军深入，得不到都督荆、梁四州军事开府仪同三司的桓温的支持策应，司马勋不得已又在十月退回，一次极好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通鉴》也记载了这次短命的北伐，胡三省在注中意味深长地说：“使桓温于是时攻关中，关中可取也。”
可谓一言中的。
那么，桓温既然无意以其实力投入北伐，他究竟在干什么呢？他就像一个老练的猎手，刺激猎物，引而不发，等待时机。
果然，褚裒死后，在桓温的北伐作态下，中辅重臣殷浩被逼出，亲自经营北伐，这是朝廷最后一张牌了。
殷浩是个清谈名士，当然不会带兵打仗，受命后逡巡不进。
于是桓温于永和七年冬率师下驻武昌，显示出或北伐或东进的模棱两可的态势，逼朝廷表态。
朝廷既奈何不了后赵，更惧怕桓温，只好一面部署防务，一面催请殷浩兴师北伐。
可怜殷浩谈锋甚健，兵锋全无，拖延至永和九年十月出兵，才出兵前锋姚襄就倒戈，引发晋军完败。
不久，在桓温的压力下，殷浩被废为庶人，精神受到沉重打击，只落得整天在住地书空，作“咄咄怪事”
四个字。
这样一来，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宰辅大臣，而且也失去了制约桓温的军力。
相反，不费一兵一卒，桓温在静观持重中则成了北伐主将，权力和威望日隆。
永和十年二月，桓温开始了第一次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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